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而赏刑不行于天下者必塞。故欲举大功而难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几而举也；欲治其法而难变其故者，民乱不可几而治也。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知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

 

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开，在所塞，塞其奸者必王。故王术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乱也。恃外不乱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乱而行法者兴。故贤君之治国也，适于不乱之术。贵爵，则上重，故赏功爵任而邪无所关。好力者其爵贵；爵贵，则上尊；上尊，则必王。国不事力而恃私学者其爵贱，爵贱，则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国用民之道也，能闭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翻译】

圣人治理民众，把法度作为衡量事情的根本，不放纵他的欲望，只期望有利于民众罢了。所以，君主对民众施用刑罚，并不是憎恨民众，而是爱护他们的根本措施。刑罚严峻，民众就安宁；奖赏太滥，奸邪行为就滋生。所以治理民众，刑罚严峻，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事务；奖赏太滥，是国家混乱的本源。民众的本性，喜欢无法无天的乱世，而不喜欢刑罚。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实施明白恰当的奖赏，这样，民众就会被鼓励去建立功业；实行严厉的刑罚，这样，民众就接受法制。鼓励建功立业，国家的政事就不会受到侵犯；接受法制，奸邪行为就无从萌生。因此治理民众，要在奸邪行为尚未萌发时就加以禁止；用兵打仗，要使民众的心理适应战争。禁止奸邪要在奸邪的本源出现之前加以禁止，这样国家就能治理好；用兵打仗使民众的心理适应战争就会胜利。圣人治理民众，抢先治理奸邪就强大，抢先做好战斗准备就能取胜。管理国家大事要致力于“抢先”的原则来统一民心；专门推崇公家的利益，使私欲不会放纵；奖励告发奸邪的人，使奸邪行为不会发生；明确法度，使国家的治理不会烦乱。能做到这四点的国家就强大，不能做到这四点的国家就衰弱。国家之所以强大，靠的是政策；君主之所以尊贵，靠的是权力。所以，贤明的君主有权力有政策；昏乱的君主也有权力有政策，但所得的结果不一样，是因为他们确立的原则不一样。所以贤明的君主掌握权力而地位尊贵，专一地实行法治，国家安定太平。所以法律，是统治天下的根本；刑罚，是爱护民众的开始。

民众的本性，是好逸恶劳的。好逸，事业就要荒废；荒废了，政事就治理不好；治理不好，国家就要混乱；如果赏罚不能在全国实行，国家的发展就必定堵塞不前。所以要想建立大的功业而难以争取民众全力支持的，大的功业是不可能期望成功的；要想搞好法治而又难以改变旧法，民众必然混乱而不能期望把国家治理好。所以治理民众没有一成不变的常规，只有法治才能治理好国家。法律能随着时代而变化，国家就能治理好；治国措施能适应社会情况，就会有功效。因此民众质朴，只要用好坏的名声来约束就能治理好；社会上有人崇尚智巧，只有用刑罚束缚他们才会服从。时代变化了，治理措施不改变的国家就要混乱；玩弄智巧的人多了，禁令不能随着改变的国家就会削弱。所以圣人治理民众，法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禁令随着玩弄智巧的人的表现而改变。

能在农耕上发挥出力量的国家就富裕，能在战争上调动起力量的国家就强大，强大到不能被阻挡的国家，就可以称王天下。因此，称王天下的途径，在于开创什么堵塞什么，能够堵塞奸邪行为的，必定能称王天下。所以称王天下的策略，在于不依赖外国势力不捣乱，而是依靠正确的治理使它们不可能捣乱。依赖外国势力不捣乱而治民立国，国家就会削弱；立足于使外国势力不可能捣乱而推行法治，国家才能兴盛。所以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专注于使其他外国势力不可能捣乱的策略。人们以爵位为贵，君主就会受尊重，所以奖赏有功的人，把爵位授给胜任的人，奸邪的人就无可乘之机。提倡耕战的国家，它的爵位贵重；爵位贵重，君主就受到尊重；君主受到尊重，就一定能称王于天下。不事耕战而依靠私学的国家，它的爵位被看得低贱；爵位被看得低贱，君主就被人轻视；君主被人轻视，国家就一定会削弱。所以立国用民的原则，在于防止外国势力的捣乱，堵塞私学的传播，而看重依靠自己的力量，这样称王天下的功业就可以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