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

韩非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对商鞅的严刑峻法思想,申不害的“术”治观念,慎到的“势”治学说都有批判地继承。他肯定了商鞅的“刑重而必”、“法不阿贵”、“任法不任智”、“修耕战”及“告奸连坐之法”,却批评他“无术于上”,在“术治”方面的不足。他认为申不害虽懂得使韩昭王用术,却“未尽于法也”,致使韩国有“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至于慎到则仅仅言及“势”而没有涉及“法”和“术”。韩非清醒地认识到了商、申、慎三人理论的长短利弊,故能取长补短,形成了自己法、术、势相结合的法家思想体系。

问田

【原文】

徐渠问田鸠曰:“臣闻智士不袭下而遇君,圣人不见功而接上。令阳城义渠,明将也,而措于毛伯;公孙亶回,圣相也,而关于州部,何哉?”田鸠曰:“此无他故异物,主有度、上有术之故也。且足下独不闻楚将宋觚而失其政,魏相冯离而亡其国?二君者驱于声词,眩乎辩说,不试于毛伯,不关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国之患。由是观之,夫无毛伯之试,州部之关,岂明主之备哉!”
 
堂谿公谓韩子曰:“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何以效之?所闻先生术曰:‘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二子之言已当矣,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祸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韩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窍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见民萌之资夫科身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翻译

徐渠问田鸠说:“我听说智士不用从低级职务逐级上升就能被君主赏识,圣人不用表现出成绩就能被君主重用。现在阳城义渠是英明的将领,却被安置在一个屯长的位置;公孙亶回是杰出的相国,却被安置在州部的岗位,这又是为什么呢?”田鸠说:“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君主有驾驭群臣的法度和手段。难道您没有听说过楚国因为任用宋觚为将而使政事败坏,魏国因为任用冯离为相而使国家危亡吗?两国的君主被好听的言词所驱使,被花言巧语的辩说所迷惑,不在屯长这种低级职务和州部这样的基层机构工作考验,所以才有政事败坏和国家危亡的祸患。从这里看来,那种不经屯长这种低级职务和州部这样的基层工作考验而任用将军和相国的办法,难道是英明的君主应该采用的吗!”

堂谿公对韩非说:“我听说遵循古礼,讲究谦让,是保全自己的方法;修养品行,隐藏才智,是使自己顺心如意的途径。现在您定立法术,设立度数,我以为会危及您的生命。用什么来证明它呢?我曾经听您讲过:‘楚国因为不用吴起的主张而国力削弱,社会混乱,秦国因为实行商鞅的主张而国家富足、力量强大。两人的理论已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是因为他们没有碰上好的世道和未遇到英明的君主所发生的祸患。’人的遭遇是不能事先设定的,祸患也是不能完全排除的。放弃保全自己和顺心如意的生活道路而不顾一切地去干危害自己性命的事,我替先生设想是不可取的。”韩非说:“我明白了先生所说的话。治理天下的权柄,整齐民众的法度,是很不容易做好的。然而之所以要废除先王的遗教,实行我选择的主张,是因为设立法术度数是有利于广大民众的做法。所以不怕遇到昏乱糊涂的君主所带来的祸患,而一定要考虑用法度来统一民众的好处,是因为这是仁慈智慧的行为。害怕遇到昏乱糊涂的君主所带来的祸患,而避免死亡的危险,只知道明哲保身而不考虑民众的利益,那是贪生怕死的卑鄙行为。我不愿意选择贪生怕死的卑鄙行为,不敢伤害仁慈智慧的行为。先生有爱护我的好意,然而实际上又大大地伤害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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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原文以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为底本,参校《韩非子集释》、《韩非子校注》等。 | 作者: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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