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

韩非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对商鞅的严刑峻法思想,申不害的“术”治观念,慎到的“势”治学说都有批判地继承。他肯定了商鞅的“刑重而必”、“法不阿贵”、“任法不任智”、“修耕战”及“告奸连坐之法”,却批评他“无术于上”,在“术治”方面的不足。他认为申不害虽懂得使韩昭王用术,却“未尽于法也”,致使韩国有“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至于慎到则仅仅言及“势”而没有涉及“法”和“术”。韩非清醒地认识到了商、申、慎三人理论的长短利弊,故能取长补短,形成了自己法、术、势相结合的法家思想体系。

说疑

【原文】

凡治之大者,非谓其赏罚之当也。赏无功之人,罚不辜之民,非谓明也。赏有功,罚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于人者也,非能生功止过者也。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知用民之法也。凡术也者,主之所以执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然使郎中日闻道于郎门之外,以至于境内日见法,又非其难者也。
 
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驹,桀有侯侈,纣有崇侯虎,晋有优施,此六人者,亡国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内险以贼,其外小谨,以征其善;称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禅其主,以集精微,乱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类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国存者,
 
有得人而身危国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万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为人主者诚明于臣之所言,则别贤不肖如黑白矣。
 
若夫许由、续牙、晋伯阳、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此十二者,皆上见利不喜,下临难不恐,或与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则不乐食谷之利。夫见利不喜,上虽厚赏,无以劝之;临难不恐,上虽严刑,无以威之:此之谓不令之民也。此十二人者,或伏死于窟穴,或槁死于草木,或饥饿于山谷,或沉溺于水泉。有如此,先古圣王皆不能臣,当今之世,将安用之?
 
若夫关龙逄、王子比干、随季梁、陈泄冶、楚申胥、吴子胥,此六人者,皆疾争强谏以胜其君。言听事行,则如师徒之势;一言而不听,一事则不行,则陵其主以语,待之以其身,虽死家破,要领不属,手足异处,不难为也。如此臣者,先古圣王皆不能忍也,当今之时,将安用之?
 
若夫齐田恒、宋子罕、鲁季孙意如、晋侨如、卫子南劲、郑太宰欣、楚白公、周单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隐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不难为也。如此臣者,唯圣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乱之君,能见之乎?
 
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赵襄、范蠡、大夫种、逢同、华登,此十五人者为其臣也,皆夙兴夜寐,单身贱体,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职以事其君,进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劳;不难破家以便国,杀身以安主,以其主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为壑谷洧之卑;主有明名广誉于国,而身不难受壑谷洧之卑。如此臣者,虽当昏乱之主尚可致功,况于显明之主乎?此谓霸王之佐也。
 
若夫周滑之、郑王孙申、陈公孙宁、仪行父、荆芋尹申亥、随少师、越种干、吴王孙頟、晋阳成泄、齐竖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义,进则掩蔽贤良以阴暗其主,退则挠乱百官而为祸难;皆辅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说于主,虽破国杀众,不难为也。有臣如此,虽当圣王尚恐夺之,而况昏乱之君,其能无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国亡,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杀,国分为二;郑子阳身杀,国分为三;陈灵身死于夏征舒氏;荆灵王死于乾谿之上;随亡于荆;吴并于越;知伯灭于晋阳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謟谀之臣,唯圣王知之,而乱主近之,故至身死国亡。
 
圣王明君则不然,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是在焉,从而举之;非在焉,从而罚之。是以贤良遂进而奸邪并退,故一举而能服诸侯。其在记曰: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兄子弟之亲也,而所杀亡其身残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国伤民败法类也。观其所举,或在山林薮泽岩穴之间,或在囹圄緤绁缠索之中,或在割烹刍牧饭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贱也,以其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从而举之,身安名尊。
 
乱主则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国,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国亡身死。不明于用臣也。无数以度其臣者,必以其众人之口断之。众人所誉,从而悦之;众之所非,从而憎之。故为人臣者破家残賥,内构党与、外接巷族以为誉,从阴约结以相固也,虚相与爵禄以相劝也。曰:“与我者将利之,不与我者将害之。”众贪其利,劫其威:“彼诚喜,则能利己;忌怒,则能害己。”众归而民留之,以誉盈于国,发闻于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为贤。彼又使谲诈之士,外假为诸侯之宠使,假之以舆马,信之以瑞节,镇之以辞令,资之以币帛,使诸侯淫说其主,微挟私而公议。所为使者,异国之主也;所为谈者,左右之人也。主说其言而辩其辞,以此人者天下之贤士也。内外之于左右,其讽一而语同。大者不难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禄以利之。夫奸人之爵禄重而党与弥众,又有奸邪之意,则奸臣愈反而说之,曰:“古之所谓圣君明王者,非长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构党与,聚巷族,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察四王之情,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然四王自广措也,而天下称大焉;自显名也,而天下称明焉。则威足以临天下,利足以盖世,天下从之。”又曰:“以今时之所闻,田成子取齐,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之取卫,韩、魏、赵三子分晋,此六人者,臣之弑其君者也。”奸臣闻此,然举耳以为是也。故内构党与,外摅巷族,观时发事,一举而取国家。且夫内以党与劫弑其君,外以诸侯之讙骄易其国,隐敦适,持私曲,上禁君,下挠治者,不可胜数也。是何也?则不明于择臣也。记曰:“周宣王以来,亡国数十,其臣弑其君取国者众矣。”然则难之从内起与从外作者相半也。能一尽其民力,破国杀身者,尚皆贤主也。若夫转身法易位,全众傅国,最其病也。
 
为人主者,诚明于臣之所言,则虽罼弋驰骋,撞钟舞女,国犹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虽节俭勤劳,布衣恶食,国犹自亡也。赵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纵欲,适身体之所安,耳目之所乐,冬日罼弋,夏浮淫,为长夜,数日不废御觞,不能饮者以筒灌其口,进退不肃、应对不恭者斩于前。故居处饮食如此其不节也。制刑杀戮如此其无度也,然敬侯享国数十年,兵不顿于敌国,地不亏于四邻,内无君臣百官之乱,外无诸侯邻国之患,明于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哙,邵公之后也,地方数千里,持戟数十万,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内不堙污池台榭,外不罼弋田猎,又亲操耒耨以修畎亩。子哙之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其勤身而忧世不甚于此矣。然而子哙身死国亡,夺于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
 
故曰:人臣有五奸,而主不知也。为人主者,有侈用财货赂以取誉者,有务庆赏赐予以移众者,有务朋党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务解免赦罪狱以事威者,有务奉下直曲、怪言、伟服、瑰称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圣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则譟诈之人不敢北面谈立;文言多、实行寡而不当法者,不敢诬情以谈说。是以群臣居则修身,动则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诬事,此圣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圣主明君,不适疑物以窥其臣也。见疑物而无反者,天下鲜矣。故曰:孽有拟适之子,配有拟妻之妾,廷有拟相之臣,臣有拟主之宠,此四者,国之所危也。故曰:内宠并后,外宠贰政,枝子配适,大臣拟主,乱之道也。故《周记》曰:“无尊妾而卑妻,无孽适子而尊小枝,无尊嬖臣而匹上卿,无尊大臣以拟其主也。”四拟者破,则上无意、下无怪也;四拟不破,则陨身灭国矣。

翻译

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说它的赏罚得当。赏没有功的人,罚没有罪的人,不能叫做明。赏有功的人,罚有罪的人,而又没有搞错对象,其作用仅仅在受赏受罚的个别人身上,并不能产生新的功劳和禁止其他犯罪行为。因此,禁止奸邪的办法,最重要的是禁止奸邪的念头,其次是禁止奸邪的言论,再其次是禁止奸邪的行为。现在世人都说:“尊重君主安定国家,一定要用仁义智能”,但人们不知道卑微的君主和危险的国家也一定是在用仁义智能。所以有道的君主,疏远仁义,抛弃智能,用法使奸邪的人服从。这样,君主的声誉远播而名声大噪,民众得到治理而国家得到安定,君主懂得了驱使民众的方法。术是君主要掌握的,法是官吏要遵循的。这样,君主派侍从官员每天在廊门外传达法治的办法,甚至让国境之内的每个地方当天都知道国家新颁布的法令,也不是很困难的。

从前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驹,桀有侯侈,纣有崇侯虎,晋有优施,这六个人都是亡国的臣子。把对的说成好像是错的,把错的说成好像是对的,内心险恶狠毒,外表谨慎小心,以此证明自己的善良;称引远古的事情,让好事办坏;善于控制君主,收集君主隐微的意向,扰乱国家来投合君主的爱好:这就是那种侍候君主在君主身边的一类人。以前的君主,有得到这些人而身体安逸国家存续的,有得到这些人生命危殆国家灭亡的。得到这些人在名义上是一样的,但利害的差别是很大的,所以君主对身边的臣子是不能不谨慎的。做君主的确实能明察近臣所说的话,那么辨别贤人和小人就像辨别黑白一样清楚了。

至于许由、续牙、晋伯阳、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十二个人,都是见到利益不动心,碰到危难不害怕,或把君位让给他他不要,有了负重忍辱的名声,却不愿接受官府的俸禄。见到利益不动心,君主虽然厚赏,也没有办法感动他;遇到危难不害怕,君主虽然有严厉的刑罚,却没有办法威慑他:这些就叫做不服从命令的人。这十二个人,有的隐匿生活而死在崖洞里,有的形容枯槁而死在草丛树林里,有的在山谷中忍受饥饿,有的葬身在水中。像这样的人,连古代帝王都不能让他为臣,处在现在的时代,又怎么能用他们呢?

至于关龙逄、王子比干、随国的季梁、陈国的泄治、楚国的申胥、吴国的伍子胥,这六个人都是用激烈的争辩和极力的规劝来说服君主。如果君主不接受他的意见,按他的意见办事,那么君臣之间就如师徒一般;如果君主不接受他的意见,不按他的意见办事,那么他们就用强硬的语言来侵侮君主,豁出性命来等待处理,即使家破人亡,身首分开,手足异处,也不畏惧。像这样的臣子,连古代圣王都不能容忍,处在现在的时代,又怎么能用他们呢?

至于齐国的田恒、宋国的子罕、鲁国的季孙意如、晋国的侨如、卫国的子南劲、郑国的太宰欣、楚国的白公、周国的单荼、燕国的子之,这九个人作为臣子,却是拉帮结党营私舞弊来蒙蔽他们的君主,隐匿治国的正道而走谋私的邪路,对上逼迫君主,对下扰乱法治,援引其他诸侯的力量来扰乱内部秩序,给手下的小恩小惠来阴谋推翻君主,他们也不害怕。像这样的臣子,只有圣王和聪明的君主能够禁止他们,如果是昏庸糊涂的君主,能够看得出他们的阴谋吗?

至于后稷、皋陶、伊尹、周公姬旦、太公吕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赵衰、范蠡、大夫种、逄同、华登,这十五个人作为臣子,都是早起晚睡,从不爱惜身体,恭敬地表达意见;修明刑法、整顿吏治来侍奉君主,向君主提出好的建议、作出处理事情的正确安排,也不敢夸耀自己的好处,办成功了事情也不敢张扬自己的功劳;为了国家的利益不怕损害家庭利益,为了君主的安全不怕牺牲生命,把自己的君主当作高高在上的天和巍巍耸立的泰山一样尊崇,却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像山沟和河水一样卑贱。像这样的臣子,虽然身逢昏庸糊涂的君主也还能够建功立业,何况遇到豁达英明的君主呢?这些人叫做霸王的辅佐。

至于周国的滑之、郑国的王孙申、陈国的公孙宁、仪行父、楚国的芋尹申亥、随国的少师、越国的种干、吴国的王孙頟 、晋国的阳成泄、齐国的竖刁、易牙,这十二个人作为臣子,都是只记得小利而忘掉法义,他们在内就掩盖遮蔽贤良的人,让君主得不到光明,他们在外就扰乱百官而发动祸难;他们都引诱君主满足私欲,如能取得君主的一点儿欢心,即使国家残破杀人如麻,他们也不害怕去做。有这样的臣子,虽然处在圣王之世尚且害怕他们夺取君位,何况遇上昏庸糊涂的君主,能够没有失误吗?有这样的臣子的君主,都身死国亡,成为天下的笑谈。所以周威公死后,周国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小国;郑子阳被杀,郑国分成三片;陈灵公死在夏征舒之手;楚灵王自缢在申亥家中;随被楚灭亡;吴国被越国吞并;智伯瑶被消灭在晋阳城下;齐桓公被饿死后七天不能收尸安葬。所以说:阿谀奉承的臣子,只有圣明的君王了解,而昏乱的君主亲近他们,所以得到身死国灭的下场。

圣明的君主就不是这样,他们选拔人才对内回避亲属,对外不排除仇敌。是正确的,就任用他;有错误,就处罚他。因此,德才好的人得到进用,而奸邪的人都被摒退,所以一举就能使诸侯臣服。据史书记载: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夏启的五个儿子,商汤的孙子太甲,周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都受到了处罚。以上五王所处罚的,都是父兄子弟一类的亲属,而之所以要杀戮处罚他们使家庭残破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有祸害国家损伤民众败坏法律的行为。观察这些君主所任用的人,或者在山林沼泽岩穴之间,或者在监狱囚禁捆绑之中,或者在做烹饪放牧喂牛的事。然而,英明的君主不嫌弃他们的卑贱,因为他们的才能,可以彰明法治,有利于国家民众,从而任用他们,因而君主的地位巩固、声望提高。

昏聩的君主就不是这样,他们不了解臣子的思想和行为,而让他们来管理国家,所以轻则损害名声损失国土,重则国家灭亡性命不保,这是不能正确任用臣子造成的。不能用术来衡量臣子,必然根据他周围一伙人的话来判断他。众人都说他好,于是就喜欢他;众人都说他不好,于是就讨厌他。因此,做臣子的不惜破费家产,在朝廷内组织朋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来制造声誉,用暗中订立密约来加强勾结,用封官许愿来鼓励营私。并且说:“紧跟我的我会给他好处,不跟我的要叫他尝尝利害。”众人贪图他的利益,迫于他的威势,知道:“他真的高兴了就能给自己好处,真的忌恨就会迫害自己。”众人都归附于他,民众也靠拢他,把对他的一片赞美声传遍全国,一直上达到君主的耳边。君主又不能弄清楚实情,因此认为他是贤人。他又让那些奸诈的人在外充作别国诸侯宠信的使者,借给车马,拿着取信的瑞节,学会庄重的外交辞令,带上贵重的礼物,利用诸侯使臣的身份来游说他的君主,暗中夹带私心来议论公事。这个作为使臣的,是别国君主派来的;而他所谈论的,却是这个国家君主身边的人。这个国家的君主听了很高兴,以为使臣讲得很有道理,以为使臣所称誉的那个人就是天下的贤士。国家内外对于君主身边的那个奸臣,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君主大则甘愿卑身让位而居他之下,小则赏赐给他高官厚禄让他得利。奸人位高禄重,党羽越聚越多,又有篡夺君权的野心,其他奸臣就会迎合他的心意而劝他,说:“古代的所谓圣明君主,并不是父子兄弟依次传承王位;而是依靠在朝廷内组织党羽、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威逼和杀害君主而谋求利益的。”他会说:“你们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劝进的人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这四个王就是以臣子身份杀害君主的,天下的人都称赞他们。体察四王的心情,他们有贪婪的野心;推测四王的行为,他们有暴乱的兵力。然而四王自己积极扩充势力,天下都说他们强大;自己显耀声名,天下都说他们英明。只要威势足以统治天下,利益足以压倒天下,天下就会服从他。”又说:“现在我们所听到的,田成子取代了齐,司城子罕取代了宋,太宰欣取代了郑,单氏取代了周,易牙取代了齐,韩、魏、赵三家瓜分了晋,这八个人都是臣子杀害君主自立的。”奸臣听了这些话,急忙竖起耳朵点头称是。所以奸臣便组织朝廷党羽、勾结地方势力,窥测时机起事,一举夺取国家政权。况且在国内利用党羽挟持或杀害君主,在国外利用其他诸侯的权势来颠覆自己的国家,隐蔽治国的正道,搞个人阴谋诡计,对上钳制君主,对下阻挠治理的奸臣,是数也数不清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君主不懂得选择臣子。史书记载说:“自周宣王以来,被灭亡的国家有几十个,臣子杀害他的君主夺取国家的有很多。”那么祸乱从内部产生和从国外兴起的各占一半。能集中民力抵抗祸乱,即使国破身死,还算是贤明的君主。至于转过身子让出君位,把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拱手让人,这才是最大的耻辱。

做君主的,如确实能洞察臣子所说的一切,那么即使打猎骑马、耽于女乐,国家还是可以存在的;不能洞察臣子所说的一切,即使节俭勤劳,布衣粗食,国家还是会灭亡。赵国前代的君主敬侯,不修德行,喜欢纵欲,尽量满足身体的安逸,享受耳目的快乐,冬日打猎,夏天游玩,不分白天黑夜地饮酒,几天不放下酒杯,不能饮酒的用竹筒把酒往他嘴里灌,进退不严肃、回答不恭敬的,就在酒席前杀死。生活上这样没有节制,制刑杀人这样没有标准,然而敬侯在位几十年,军队不被敌国挫败,土地不被邻国侵占,国内没有群臣百官捣乱,国外没有诸侯邻国侵犯,是因为赵敬侯懂得如何任用臣子的缘故。燕王哙是邵公奭的后代,拥有方圆几千里土地,几十万士兵,他既不修建池馆台榭,又不外出打猎游玩,还亲自拿起农具去田里耕作。像燕王哙这样辛苦自己忧劳百姓,即使是古代的所谓圣王明君,他们的勤身忧世也没有如此突出。然而,燕王哙身死国亡,让子之夺了君位,被天下人耻笑。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燕王哙不懂得任用臣子的道理。

所以说,做臣子的有五种奸情,而做君主的不了解。做臣子的,有滥用财物行贿以骗取个人声誉的,有致力于奖励赏赐来拉拢众人的,有致力于交结朋党网罗智士以为非作歹的,有致力于减免赋税赦免罪犯来提高声威的,有致力于迎合下属拨弄是非、危言耸听、奇装异服、夸饰声誉来迷乱民众耳目的。这五种人,是英明的君主所怀疑的,是圣明的君主所禁止的。如果除去这五奸,那么浮躁奸诈的人就不敢站在臣子的位置随意讲话;那些说漂亮的话多、实际行动少而又不符合法令的,就不敢隐瞒实情来夸夸其谈了。这样,群臣居外时就提高自己的品德,行动时就全力以赴,不是君主的命令不敢擅自轻率地讲话和歪曲事实,这就是圣明君主用来役使臣下的办法。那些圣主明君,不仅仅在可疑的事情上观测考察臣下。看到可疑的事物而不反过来联系其他事物的,天下是少见的。所以说:庶子中有想和嫡子比拟的公子,配偶中有想和正妻同尊的妾,朝廷上有想和宰相同享权力的大臣,臣子中有想取代君主的宠臣,这四种情况是使国家陷入危机的根源。所以说:内廷宠爱的妃子与王后并列,外朝宠爱的重臣和正卿分权,庶子与嫡子匹敌,大臣与君主相似,都是国家祸乱的途径。所以《周记》说:“不要尊宠小妾而贬低正妻,不要轻视嫡子而抬高庶子,不要尊重嬖臣而让他与上卿同列,不要宠幸大臣而让他把自己当做君主。”这四种现象如果破除,那么君主就不用怀疑臣下,臣下也不会兴风作浪;这四种现象不破除,君主就会身死国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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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原文以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为底本,参校《韩非子集释》、《韩非子校注》等。 | 作者: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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