饰邪

【原文】

凿龟数策,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赵也。凿龟数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赵者,燕也。剧辛之事燕,无功而社稷危;邹衍之事燕,无功而国道绝。赵代先得意于燕,后得意于齐,国乱节高。自以为与秦提衡,非赵龟神而燕龟欺也。赵又尝凿龟数筴而北伐燕,将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党矣,兵至厘而六城拔矣;至阳城,秦拔鄴矣;庞援揄兵而南,则鄣尽矣。臣故曰:赵龟虽无远见于燕,且宜近见于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实,救燕有有名。赵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龟神而赵龟欺也。初时者,魏数年东乡攻尽陶、卫,数年西乡以失其国,此非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非数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非数年在东也。故曰:龟筴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
 
古者先王尽力于亲民,加事于明法。彼法明,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乱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践恃大朋之龟与吴战而不胜,身臣入宦于吴;反国弃龟,明法亲民以报吴,则夫差为擒。故恃鬼神者慢于法,恃诸侯者危其国。曹恃齐而不听宋,齐攻荆而宋灭曹。邢恃吴而不听齐,越伐吴而齐灭邢。许恃荆而不听魏,荆攻宋而魏灭许。郑恃魏而不听韩,魏攻荆而韩灭郑。今者韩国小而恃大国,主慢而听秦、魏,恃齐、荆为用,而小国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广壤,而韩不见也。荆为攻魏而加兵许、鄢,齐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郑,而韩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国,恃外以灭其社稷者也。
 
臣故曰: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民虽寡,强。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无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人主又以过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上任之以国。臣故曰:是原古之功,以古之赏赏今之人也。主以是过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过予,则臣偷幸;臣徒取,则功不尊。无功者受赏,则财匮而民望;财匮而民望,则民不尽力矣。故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
 
故曰:小知不可使谋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荆师败,恭王伤。酣战,而司马子反渴而求饮,其友竖谷阳奉卮酒而进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竖谷阳曰:"非也。"子反受而饮之。子反为人嗜酒,甘之,不能绝之于口,醉而卧。恭王欲复战而谋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辞以心疾。恭王驾而往视之,入幄中,闻酒臭而还,曰:"今日之战,寡人目亲伤。所恃者司马,司马又如此,是亡荆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寡人无与复战矣。"罢师而去之,斩子反以为大戮。故曰:竖谷阳之进酒也,非以端恶子反也,实心以忠爱之,而适足以杀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贼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贼也。若使小忠主法,则必将赦罪,赦罪以相爱,是与下安矣,然而妨害于治民者也。
 
当魏之方明《立辟》、从宪令行之时,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威行四邻;及法慢,妄予,而国日削矣。当赵之方明《国律》、从大军之时,人众兵强,辟地齐、燕;及《国律》满,用者弱,而国日削矣。当燕之方明《奉法》、审官断之时,东县齐国,南尽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断不用,左右交争,论从其下,则兵弱而地削,国制于邻敌矣。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为,国亡宜矣。语曰:"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夫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是亡意之道行,治国之道废也。治国之道,去害法者,则不惑于智能,不矫于名誉矣。昔者舜使吏决鸿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候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故镜执清而无事,美恶从而比焉;衡执正而无事,轻重从而载焉。夫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本治者名尊,本乱者名绝。凡智能明通,有以则行,无以则止。故智能单道,不可传于人。而道法万全,智能多失。夫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万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饰于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乱主使民饰于智,不知道之故,故劳而无功。释法禁而听请谒群臣卖官于上,取赏于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群臣。故民无尽力事主之心,而务为交于上。民好上交,则货财上流,而巧说者用。若是,则有功者愈少。奸臣愈进而材臣退,则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此废法禁、后功劳、举名誉、听请谒之失也。凡败法之人,必设诈托物以来亲,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乱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贤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称伊尹、管仲之功,则背法饰智有资;称比干、子胥之忠而见杀,则疾强谏有辞。夫上称贤明,不称暴乱,不可以取类,若是者禁。君子立法以为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为非者,是邪以智,过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故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至夫临难必死,尽智竭力,为法为之。故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刑赏不察,则民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则兵弱主卑。故先王贤佐尽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先王知之矣。

翻译

用龟甲占卜和蓍草预测吉凶,兆象说“大吉”,而根据这个兆象去进攻燕国的,是赵国。用龟甲占卜和蓍草预测吉凶,兆象说“大吉”,而根据这个兆象去进攻赵国的,是燕国。剧辛在燕国任职,没有建立功业而国家危险;邹衍为齐国效力,没有建立功业而国家几乎灭亡。赵国先战胜燕国,后战胜齐国,国内秩序不稳定但却趾高气扬,自认为和秦国势均力敌了,这并不是因为赵国的龟卜灵验而燕国的龟卜骗人。赵国又曾经卜筮而向北攻打燕国,打算挟持燕国以抗拒秦国,兆象说“大吉”。刚开始进攻大梁,秦国就从上党出兵攻打赵国了;赵国军队到达燕国的釐地,自己的六座城已被秦国攻占了;赵军到达阳城,秦国已攻下邺地;等到赵将庞援率军往南救援时,连鄣一带地方已全部被秦军占领了。所以我说赵国的占卜即使对攻打燕国缺乏远见,也应对邻近的秦国攻打赵国有所预见。秦国却因此大吉,有开辟疆土的实惠,又有救援燕国的好名声。赵国因为占卜兆象上说“大吉”,疆土被侵削军队被打败,赵悼襄王也不得志而死。这也并不是秦国的卜筮灵验而赵国的卜筮不灵。当初的时候,魏国连续几年往东完全攻占了陶、卫,又连续几年往西失掉了自己的国土,这不是因为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这些吉星连续几年在西边秦国,也不是因为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这些凶星连续几年在东边魏国。所以说:卜筮鬼神不能用来推断战争胜负,星体在天空的方位不能决定战争的结果。但人们还凭信卜筮,真是再愚蠢不过了。

古代的先王尽力于亲近民众,从事于彰明法度。彰明法度,忠臣就能自我勉励;刑罚一定执行,奸臣就停止作恶。忠臣自我勉励,奸臣停止作恶而国土得到拓展,君主因此尊贵,秦国就是这样;群臣拉帮结伙,紧密勾结来破坏法治,谋私营利因而使国土削弱,君主卑下,崤山以东的六国就是这样的。混乱弱小的国家就衰亡,这是人事的常规;社会安定而强盛的国家就称霸天下,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越王勾践依仗贵重的龟甲占卜来与吴国打仗而不能取胜,自己做俘虏到吴国去服贱役;回国以后抛弃龟卜,彰明法度、亲近民众以报复吴国,结果吴王夫差被他活捉。所以依仗鬼神保佑的就会忽视法治,依仗别的诸侯国的就会危害自己的国家。曹国依仗齐国而不听从宋国,齐国进攻楚国的时候宋国便灭掉了曹国。邢国依仗吴国而不听从齐国,赵国攻打吴国的时候齐国消灭了邢国。许国依仗楚国而不听从魏国,楚国进攻宋国的时候魏国便灭掉了许国。郑国依仗魏国而不听从韩国,魏国攻打楚国的时候韩国就消灭了郑国。现在韩国弱小而依仗大国,君主不重视法治而听从秦国、魏国,依仗齐国、楚国可以利用,而使韩国越来越衰亡。所以依仗别人不能拓广自己的疆土,但韩国却看不到这一点。楚国为了进攻魏国而对许、鄢用兵,齐国进攻任、扈而侵夺魏地,但这些都不足以保存韩国,而韩国不明白这一点。这些都是不彰明法律禁令来治理自己的国家,依仗国外的势力而使自己的国家灭亡的例子。

我所以说:认识到治理国家的法术,那么国家虽然小,可以富足;赏罚谨慎而诚信,民众虽然少,国家可以强盛。赏罚没有准则,国家虽广大,但军队弱小,那么土地可能会不属于自己,民众也会不属于自己。没有了土地和民众,尧舜也不能统治天下,夏、商、周三个朝代也不能强盛。君主又错误地给予奖励,臣民又白白地取得赏赐。那些置国法于不顾而谈论先王明君功绩的人,君主却把国事委托给他。我所以说:这是指望古代君主那样的功绩,用古代君主给臣下的奖赏赏赐给今天的人。君主用这种形式错误地给予奖赏,臣下用这种形式白白地取得赏赐。君主错误地给予奖赏,臣下就会抱有侥幸心理;臣下白白地取得了奖赏,那么功劳就不显得尊贵。没有功劳的人受到奖赏,国家的财力就会匮乏而民众就会埋怨;国家财力匮乏而民众埋怨,那么民众就不会为君主尽力了。所以使用奖赏错误就会失去民众,使用刑罚太滥民众就不再害怕。有奖赏不能起到鼓励作用,有刑罚不能起到禁止的作用,那么一个国家即使强大,也一定会危险。

所以说:一点小聪明不可以去谋划事情,只对私人效忠的人不能让他掌管法制。楚共王与晋厉公在鄢陵交战,楚军战败,楚共王左眼被射伤。战斗打得最紧张的时候,楚国的司马子反口渴找水喝,他的亲信年轻的侍仆谷阳捧了一壶酒递过去。子反说:“把它拿开,这是酒。”年轻的侍仆谷阳说:“不是的。”子反接过来把它喝了。子反这个人有嗜酒的特点,不能停口,喝醉了酒躺下。楚共王想再打一仗而找子反商量战事,让人来叫子反过去。子反用心病为借口推辞。楚共王驾车前去看望子反,进入到帐篷中,闻到酒气而回,说:“今天的战斗,我的眼睛受了伤,我所依仗的是司马,司马又醉成这样,这是忘记了楚国的江山不关心我的部众。我没有再战的条件了!”于是撤兵离去,杀了子反陈尸示众。所以说年轻的侍仆谷阳进献出酒来,本来不是要借此谋害子反,真实的心愿是用忠诚爱敬他,但恰恰只是起到了杀害他的效果而已。这就叫行小忠是大忠的祸害。如果让尽小忠的人掌管法制,那必将用相爱之心来赦免犯罪,这样他与下面的人就相安无事了,但却妨害了治理民众。

当魏国刚刚彰明《立辟》之法、遵从宪法律令行政的时候,有功劳的一定会受到奖赏,有罪行的人一定会受到惩罚,强盛得可以使天下归正,它的威名传遍四周的邻国;等到它的法令松弛,随便去给予奖赏,国家就日渐削弱了。当赵国刚刚彰明《国律》刑法,从事军队建设的时候,民众很多军队强盛,从齐国和燕国开辟了疆土;等到赵国的《国律》废弛,执政的人懦弱无能,而赵国就日渐削弱了。当燕国刚刚彰明《奉法》律令、重视官府判决的时候,往东把齐国的土地作为自己的郡县,往南完全占领了中山的土地;等到《奉法》律令消失,不实行官府判决,君主身边的亲信相互争斗不休,听从臣下来做出论断,结果军队衰弱而疆土被侵削,国家被邻近的敌国所控制。所以说:法制严明国家就强盛,法制松弛国家就衰弱。强弱是如此的清楚,而君主不严明法制,国家衰亡就是应该的了。俗话说:“家庭有固定的产业,虽然遇到荒年也不会挨饿;国家有固定的法制,虽然遇到危难也不会衰亡。”舍弃固定的法制而凭个人的意志行事,臣下就会用智巧来粉饰自己;臣下用智巧来粉饰自己,法律禁令就起不了作用。这样,随心所欲的做法就通行起来,以法治国的原则就废弃了。以法治国的原则,是摒弃违害法制的行为,那么就能不被智能所困惑,不被虚假的名誉所欺骗。从前舜让官吏疏通洪水,在命令下达之前就立下功的舜杀掉了他们;禹在会稽山上接受各地诸侯的朝见,防风氏后到禹杀了他。由此看来,先于命令的就斩首,后于命令的要杀头,古代首先重视的是遵照法令办事。所以镜子保持清亮而不受干扰,美丑就自行显示出来了;衡器保持平正而不受干扰,轻重就得以衡量出来。摇动的镜子就不能清楚地照出事物,摇动的衡器就不能准确地衡量轻重,说的就是要遵守法制。所以先王把道作为治国的常规,把法作为立国的根本。法制严明,君主的名位就尊贵;法制混乱,君主的名位就丧失。凡是智能高强的人,有“道”和“法”作为根本原则才治国施政,没有“道”和“法”作为根本原则就作罢。所以智能只是一偏僻的小道,不能传给别人。“道”和“法”才是万全之策,而智能则往往容易失败。衡器设立起来了就知道轻重是否平衡,圆规设置起来了就知道是否画得圆,这就是万全之策。英明的君主由于让百姓用道来使自己端正的缘故,所以他不费力而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放弃圆规而凭技巧,放弃法制而凭智巧,是使人惑乱的办法。昏乱的君主使民众用智巧来粉饰自己,是不懂得道的缘故,所以劳而无功。放弃法令而听从私人请托,群臣在上面出卖官爵,从下面获取报酬,所以利益归于私门而威权落到了群臣手里。所以民众没有尽力侍奉君主的心意,而极力结交上面的臣子。民众喜欢结交上面的臣子,那么财物就会流向大臣而花言巧语的人就会被录用。像这样,立有功劳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奸臣越来越得到进用而有才能的臣子被斥退,那么君主就会迷惑而不知该怎么办,民众聚在一起也不知道何去何从。这些都是废弃法制、不看重功劳,任用虚假名誉的人、听从请托求情的过错。凡是败坏法制的人,一定要设下骗局、假托事故来亲近君主,又喜欢谈论天下少见的东西,这就是暴君乱主所以受迷惑,贤能的臣子所以受侵害的原因。所以臣子称颂伊尹、管仲的功劳,他们违背法制粉饰智巧就有了根据;称赞比干、伍子胥的忠诚而被杀,那么他们激烈地向君主进谏就有了借口。就任用伊尹、管仲而言称颂君主贤明,就纣杀比干、夫差杀伍子胥而言又声称君主残暴昏乱,这两种事情不能进行类比,像这样进行类比的行为要禁止。君主立法,认为它是正确的,现在臣中很多人为了显示他的个人智巧而认为这些法制是不正确的,这就是用智巧来行奸邪,诋毁法制而标榜智巧。像这样的情况一定要禁止,这是做君主的原则。

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一定明确公私的区分,彰明法制,抛弃不符合法制的私人恩惠。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这是君主的公义;一定要实现自己个人的打算,讲朋友之间的信用,不能被国家的奖赏所鼓励,不能被君主的处罚所阻止,这是臣子的私义。私义实行,国家就乱;公义实行,国家就治。臣子有私心,有公义。修养身心、廉正洁白做符合公义的事情,做官不谋私利,这是臣子的公正;玷污操行、放纵欲望,求自己的安乐和家庭的利益,这是臣子的私心。英明的君主在上,那么臣子就会摒弃私心而实行公义;昏乱的君主在上,那么臣子就会摒弃公义而实行私心。所以君臣心愿不同,君主用算计来畜养臣子,臣子用算计来侍奉君主,君主和臣子的交往,靠的是算计。有害于自身而有利于国家,臣子不做这样的事;对国家有害而对臣子有利,君主不做这样的事。臣子的本心,有害于自身就谈不上利益;君主的本心,有害于国家就谈不上亲近。君臣之间是用算计结合起来的。遇到危难一定拼死效忠,竭尽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是法度使他们这样做的。所以先王彰明奖赏来鼓励他们,用严峻的刑罚来威慑他们。赏罚严明,那么臣民就会尽死力效忠;臣民尽死力效忠,那么国家就会军队强大而君主尊贵。刑赏不明,臣民就会没有功劳而希望获得奖赏,有罪行而侥幸企图免罚,国家就会军队弱小而君主卑下。所以先王贤德的辅佐竭尽自己的智能。所以说:公私界限不可不清楚,法律禁令不可不分明,先王懂得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