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三

 【原文】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吾闻庞(米间)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对曰:“君子尊贤以崇德,举善以观民。若夫过行,是细人之所识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厉伯入见,问庞(米间)氏子,子服厉伯对曰:“其过三。”皆君之所未尝闻。自是这后,君贵子思而贱子服厉伯也。
 
或曰:鲁之公室,三世劫于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赏之,求奸而诛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闻之者,以说善同于上者也;以奸闻之者,以恶奸同于上者也:此宜赏誉之所及也。不以奸闻,是异于上而下比周于奸者也,此宜毁罚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过闻而穆公贵之,厉伯以奸闻而穆公贱之。人情皆喜贵而恶贱,故季氏之乱成而不上闻,此鲁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鲁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独贵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献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斩其祛,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窦,不得也。及文公反国,披求见。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窦之难,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对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恶,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今公即位,其无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钩而相管仲。”君乃见之。
 
或曰:齐、晋绝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钩之怨,文公能听寺人之言而弃斩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后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后世之臣,贤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则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贼;知之,则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诛而自以为有桓、文之德,是臣仇而明不能烛,多假之资,自以为贤而不戒,则虽无后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饰君令而不贰者,则是贞于君也。死君后生,臣不愧,而复为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贰何如?
 
 
人有设桓公隐者曰:“一难,二难,三难,何也?”桓公不能对,以告管仲。管仲对曰:“一难也,近优而远士。二难也,去其国而数之海。三难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择日而庙礼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隐,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远,而优俳侏儒固人主之所与燕也,则近优而远士而以为治,非其难者也。夫处世而不能用其有,而悖不去国,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国。以一人之力禁一国者,少能胜之。明能照远奸而见隐微,必行之令,虽远于海,内必无变。然则去国之海而不劫杀,非其难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为太子,又欲置公子职,商臣作难,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宠,遂以东州反,分而为两国。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势不二,庶孽卑,宠无藉,虽处大臣,晚置太子可也。然则晚置太子,庶孽不乱,又非其难也。物之所谓难者,必借人成势而勿侵害己,可谓一难也,贵妾不使二后,二难也。爱孽不使危正适,专听一臣而不敢隅君,此则可谓三难也。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悦近而来远。”哀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选贤。”齐景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节财。”三公出,子贡问曰:“三公问夫子政一也。夫子对之不同,何也?”仲尼曰:“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鲁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诸侯四邻之士,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选贤'。齐景公筑雍门,为路寝,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故曰‘政在节财'。”
 
或曰:仲尼之对,亡国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诚说之“悦近而来远”,则是教民怀惠。惠之为政,无功者受赏,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败也。法败而政乱,以乱政治败民,未见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绍叶公之明,而使之悦近而来远,是舍吾势之所能禁而使与不行惠以争民,非能持势者也。夫尧之贤,六王之冠也。舜一从而咸包,而尧无天下矣。有人无术以禁下,恃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无术乎?明君见小奸于微,故民无大谋;行小诛于细,故民无大乱。此谓“图难于其所易也,为大者于其所细也。”今有功者必赏,赏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诛,诛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诛罚之皆起于身也,故疾功利于业,而不受赐于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无说也,安取怀惠之民?上君之民无利害,说以“悦近来远”,亦可舍已。
 
哀公有臣外障距内比周以愚其君,而说之以“选贤”,此非功伐之论也,选其心之所谓贤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内比周也,则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选贤,选其心之所谓贤,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灭于越。鲁君不必知贤,而说以选贤,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哙之患也。明君不自举臣,臣相进也;不自贤,功自徇也。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故群臣公政而无私,不隐贤,不进不肖。然则人主奚劳于选贤?
 
景公以百乘之家赐,而说以“节财”,是使景公无术使智富之侈,而独俭于上,未免于贫也。有君以千里养其口腹,则虽桀、纣不侈焉。齐国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养,是侈于桀、纣也;然而能为五霸冠者,知侈俭之地也。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谓之劫,不能饰下而自饰者谓之乱,不节下而自节者谓之贫。明君使人无私,以诈而食者禁;力尽于事、归利于上者必闻,闻者必赏;污秽为私者必知,知者必诛。然,故忠臣尽忠于公,民士竭力于家,百官精克于上,侈倍景公,非国之患也。然则说之以节财,非其急者也。
 
夫对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无患,知下之谓也。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分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故曰:一对而三公无患,知下之谓也。
 
 
郑子产晨出,过东匠之闾,闻妇人之哭,抚其御之手而听之。有间,遣吏执而问之,则手绞其夫者也。异日,其御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惧。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
 
或曰:子产之治,不亦多事乎?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则郑国之得奸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参伍之政,不明度量,恃尽聪明劳智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且夫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则因物以治物。下众而上寡,寡不胜众者,言君不足以遍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体不劳而事治,智虑不用而奸得。故宋人语曰:“一雀过羿,必得之,则羿诬矣。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夫知奸亦有大罗,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为之弓矢,则子产诬矣。老子曰:“以智治国,国之贼也。”其子产之谓矣。
 
 
秦昭王问于左右曰:“今时韩、魏孰与始强?”右左对曰:“弱于始也。”。“今之如耳、魏齐孰与曩之孟常、芒卯?”对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强韩、魏,犹无奈寡人何也。”左右对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对曰:“王之料天下过矣。夫六晋之时,知氏最强,灭范、中行而从韩、魏之兵以伐赵,灌以晋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韩康子为骖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灭人之国,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宣子肘韩康子,康子践宣子之足,肘足乎车上,而知氏分于晋阳之下。今足下虽强,未若知氏;韩、魏虽弱,未至如其晋阳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时,愿王勿易之也。”
 
或曰:昭王之问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对也有过。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势不可害,则虽强天下无奈何也,而况孟常、芒卯、韩、魏能奈我何?其势可害也,则不肖如耳、魏齐及韩、魏犹能害之。然则害与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问乎?自恃其不可侵,强与弱奚其择焉?失在不自恃,而问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数而求之信,则疑矣。”其昭王之谓也。知伯无度,从韩康、魏宣而图以水灌灭其国,此知伯之所以国亡而身死,头为饮杯之故也。今昭王乃问孰与始强,其畏有水人之患乎?虽有左右,非韩、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虚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弦不调,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为所不知,岂不妄哉?左右对之曰:“弱于始”与“不及”则可矣,其曰“甚然”则谀也。申子曰:“治不逾官,虽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问有失,左右中期之对皆有过也。
 
 
管子曰:“见其可,说之有证;见其不可,恶之有形。赏罚信于所见,虽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说之无证;见其不可,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所见,而求所不见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广廷严居,众人之所肃也;宴室独处,曾、史之所僈也。观人之所肃,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为饰也。好恶在所见,臣下之饰奸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烛远奸,见隐微,而待之以观饰行,定赏罚,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谓言室满室、言堂满堂者,非特谓游戏饮食之言也,必谓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而管子犹曰“言于室,满室,言于堂满堂”,非法术之言也。

翻译
 

鲁穆公向子思询问说:“我听说庞(米间)氏的儿子不孝,他的行为到底怎么样?”子思回答说:“君子以尊重贤人来崇尚道德,以提倡好事来给民众做示范。至于那些不好的行为,是小人所牢记不忘的,我不知道。”子思走了出去。子服厉伯进来见鲁穆公,鲁穆公又问庞(米间)的儿子不孝的事,子服厉伯回答说:“他有三条过错。”子服厉伯所说的庞(米间)氏儿子的过错都是鲁穆公所未曾听说过的。从这以后,鲁穆公尊重子思而轻视子服厉伯了。

有人说:鲁国的政权,三代都被季孙氏所控制,不是应该的吗?英明的君主发现有人做好事就给予赏赐,发现有人干坏事就给予惩罚,赏与罚所得到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把好事报告给君主的人,因为他喜欢好事的心情和君主是一样的;把坏事报告给君主的人,因为他厌恶坏事的心情和君主是一样的:这正是应该给予奖赏和赞誉的。不把坏事向君主报告,就是和君主两条心而和坏人狼狈为奸,这正是应该给予贬斥和处罚的。现在子思不把庞(米间)氏儿子的过错报告鲁穆公,穆公却尊重他;子服厉伯把庞(米间)氏儿子的过错报告鲁穆公,穆公反而轻视他。常人的心情都是喜欢尊重而厌恶轻视,所以季孙氏作乱的事已经发生而没有人向君主报告,这正是鲁国君主所以被季孙氏挟持的原因。况且这种亡国的习俗,是郰鲁地方的人自我欣赏的东西,而鲁穆公偏偏尊崇它,不也是搞颠倒了吗?
 

公子重耳外逃,晋献公命令寺人披攻打到蒲城,寺人披追到重耳身边,斩断了他的衣袖,重耳逃到翟。晋献公死,惠公即位,又命令寺人披攻打重耳到惠窦,没能捉到重耳。等到重耳回国做了国君,寺人披求见。晋文公说:“蒲城一战,献公限令你第二天赶到蒲城,你当天就赶到了;我在惠窦蒙难,惠公限令你过三夜赶到,而你只过一夜就赶到了。为什么这么快呢?”寺人披回答说:“君主的命令是说一不二的。要除掉君主所憎恨的人,我只担心自己不能胜任。我心里哪有什么蒲人、翟人的念头呢?现在您即位做了国君,难道就没有像蒲人、翟人那样的敌人了吗?况且还有齐桓公不记管仲射中他的带钩的仇恨而任命管仲为相的事呢。”晋文公于是召见了寺人披。

有人说:齐国和晋国灭亡,不是也很应该吗?齐桓公能够任用管仲的事功而忘记射中带钩的仇怨,晋文公能够听从寺人披的话而放弃对他斩断衣袖的罪行的处罚,这是齐桓公、晋文公能够宽容他们两个人。后世的君主,英明不及齐桓公、晋文公;后世的臣子,贤良不如管仲、寺人披。不忠的臣子侍奉不明智的君主,君主不觉察,就会出现燕将公孙操杀死燕惠文王、子罕杀死宋桓侯、田常杀死齐简公这样的祸害;君主觉察了,奸臣就会用管仲、寺人披的事例来自我解脱。君主如果不惩办他们而自以为有齐桓公、晋文公的德行,这是用仇人为臣子而对他们的阴谋不能洞察,反而给他们提供很多条件,自以为他们都是贤臣而不加戒备,那么即使丢掉了政权,不也是应该的吗?况且照寺人披所说,只要遵守君主的命令而没有二心的,就是忠于君主。君主死而复生,做臣子的无愧于心,这才叫做忠贞。现在晋惠公刚刚死去就马上侍奉晋文公,寺人披的忠贞不二又是怎么回事呢?
 

有一个出隐语让齐桓公猜的人说:“一个困难,两个困难,三个困难,是什么?”齐桓公不能回答,便告诉管仲。管仲回答说:“治国的第一个困难是君主亲近优人疏远文士。第二个困难是君主离开国都经常到海上去游玩。第三个困难是君主年岁大了很迟才立太子。”齐桓公说:“你说得好。”于是没有选择日期就在宗庙里举行了立太子的仪式。

有人说:管仲猜隐语,并没有猜中。文士的被任用不在乎离君主是远还是近,而俳优侏儒本来就是和君主一起娱乐的人,那么近优人远文士而治理国家,并不构成治国的困难。君主处在有权势的地位而不能运用他的权势,反而迷迷糊糊不敢离开国都,这是要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个国家。能用一个人的力量控制一个国家的人,很少有人能胜过他。君主的明智能够洞察远处的奸邪而发现隐蔽的危机,他的命令一定能够执行,虽然到遥远的海上游玩,国内一定不会有变乱。既然这样,那么离开国都到海上游玩而不被劫持或杀害,也不是困难的事。楚成王先立商臣为太子,后又想立公子职,商臣发动叛乱,杀了成王。公子宰是周威公的太子,公子根得到了威公的宠爱,威公死后,公子根以东州为根据地反叛,于是分成东周、西周两个小国。这都不是很晚立太子所带来的祸患。如果分给继位者的权势不分散,妃妾生的儿子地位低下,受到宠爱也无所凭借,即使做了大臣,晚立太子也是可以的。那么晚立太子,妃妾生的儿子不生变乱,又不是困难的了。事情当中称得上是困难的,一定是给予人家权力形成威势而又不让他危害自己,这可说是第一件困难的事。宠爱妃妾又不让她和王后的地位匹敌,这可说是第二件困难的事。喜欢庶出的儿子又不让他威胁太子,专听一个大臣的意见又让他不敢与君主抗衡,这可说是第三件困难的事。
 

叶公子高向孔子询问治国的方法,孔子说:“治国的方法在于近者喜欢远者归顺。”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治国的方法,孔子说:“治国的方法在于挑选贤能的人才。”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治国的方法,孔子说:“治国的方法在于节省财政开支。”三个人离开后,子贡问孔子说:“三个人询问先生关于治国的方法是一样的,先生回答却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在叶公的封地内,城市大而国都小,民众有背叛之心,所以我说‘治国的方法在于近者喜欢远者归顺’。鲁哀公有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个执政大臣,对外阻挡四邻诸侯的士人到鲁国来,对内培植私党来愚弄他们的君主,使宗庙得不到打扫清洁,土地神谷神享受不到牺牲祭祀,一定是这三个大臣,所以说‘治国的方法在于挑选贤能的人才’。齐景公建豪华的雍门,造高大的路寝台,一个早上就把三百套马车的户口数赏赐给三个人,所以我说‘治国的方法在于节省财政开支’。”

有人说:孔子的回答,说的是亡国的话。叶地民众有背叛之心,却劝说叶公让“近者喜欢远者归顺”,这是教导民众寄希望于恩赐。以恩赐作为治国的方法,没有功劳的人受到奖赏,而有罪行的人免除刑罚,这是国家的法制所以败坏的原因。法制败坏,政治就会混乱,用混乱的政治去治理风气败坏的民众,没有见过是行得通的。况且民众有背叛之心,是君上的英明还有不能达到的地方。不让叶公继续发展他的英明,而让他使近者喜欢远者归顺,这是放弃了自己的权势所能够发挥的制约作用而和手下的一起用施行恩赐的方法来争取民众,这不是能够掌握权势的方法。尧是六王中开头的贤君,舜是他的臣子却很得人心,他每到一地百姓就跟到一地,这个地方就成了新的城邑,尧就没有天下了。人不能用法术来控制臣下,指望效仿舜而不失民心,不也是没有治国的方法吗?英明的君主能够发现小的奸邪于萌芽状态,所以民众没有背叛君主的大的阴谋;能够对细小的过错进行细致的处罚,所以民众没有大的动乱。这就叫“做困难的事要从容易的地方着手,做大事要从细小的地方开始”。现在有功劳的一定奖赏,受到奖赏的人并不感谢君主的恩德,因为这是他出力得来的;有罪过的一定处罚,受处罚的人也不抱怨君上,因为这是他的罪过造成的。民众知道受罚受赏的原因都在于自己,所以急于在自己的事业上谋取功利,而不接受君主的恩赐。“最高明的君主,民众只知道有那么一个人就是了。”这是说最高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哪里寄希望于君主的恩赐?最高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对君主不讲利与害,劝说君主让“近者喜欢远者归顺”,也是可以舍弃的。

鲁哀公有臣子对外阻碍士人到鲁国来,对内培植党羽愚弄君主,而孔子劝说哀公挑选贤能的人才,这不是主张根据功劳来选贤授能,是选择君主心目中的所谓贤能的人才。假如鲁哀公知道孟孙、叔孙、季孙这三个臣子对外阻碍士人到鲁国来,对内培植党羽愚弄君主,那么这三个臣子一天也呆不下去了。鲁哀公不懂得如何挑选贤才,只选择他心目中的所谓贤才,所以这三个人才能够执掌大权。燕王哙以子之为贤能而否定孙卿,所以自己被杀而遭到羞辱;夫差认为太宰嚭聪明、伍子胥愚蠢,所以被越国灭掉了。鲁君不一定知道谁是贤才,而孔子劝说他挑选贤才,这是让哀公有吴王夫差、燕王哙的祸患发生。英明的君主不主观地提拔大臣,大臣自然会争相进取;不自以为谁是贤才,立功的人自然涌现出来。从办事的能力上鉴别臣子,用实际工作检验臣子,按工作业绩的大小考核臣子,所以所有的臣子都公正无私,不隐瞒贤人,不推荐德才不好的人。这样,君主为什么还要为挑选贤才劳神费力呢?

齐景公用百套马车的户口赏赐臣下,而孔子劝说节省财政开支,这是让齐景公没有办法了解富人的奢侈,却单独地自己节俭,是不能免除贫困的。君主用千里土地的收入供自己吃穿,那么即使是桀、纣也比不上他那样奢侈;然而齐桓公能够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国是懂得什么是奢侈、什么是节俭的地方。做国君的不能禁止臣下而只是约束自己叫做“劫”,不能整治臣下而只是检点自己的叫做“乱”,不能节制臣下而只是节制自己的叫做“贫”。英明的君主使民众没有私心,禁止那些靠诈骗吃饭的人;尽力办事把利益归于君主的人,君主一定要了解,了解了一定要赏赐;对于用肮脏手段谋私的人一定要知道,知道了一定要惩罚。这样,所以忠臣为公家尽忠,民众为家庭尽力,百官在朝廷上廉洁公正,即使比景公再奢侈几倍,也不是国家的祸患。既然这样,孔子劝说齐景公节省开支,并不是急着要办的事。

对于叶公、哀公、景公用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们没有祸患,这就要“知下”,即了解下情。了解下情很清楚,就能把坏事禁止在萌芽状态;能够把坏事禁止在萌芽状态,那么奸邪之事就不可能累积;奸邪不能累积,就没有结党营私愚弄君主的事;不结党营私愚弄君主,那么公与私就能分清;公私分清了,朋党就会解散;朋党解散了,就不会有对外阻碍士人对内结党营私愚弄君主的祸患。了解下情清楚,看问题就会明白;看问题明白,赏罚就会准确;赏罚准确,国家也就不会贫困。所以说,孔子的一句回答能够让三公没有祸患,其实是叫他们了解下情。
 

郑国子产早上出行,经过东匠闾,听到一个妇女的哭声,他按住驾车人的手示意停车倾听。一会儿,子产派遣手下人捕捉这名妇女审问,结果她就是亲手绞死丈夫的女人。另一天,子产的驾车人问子产:“您怎么知道这个女人是凶手?”子产说:“她的哭声恐惧。所有人对于他们亲爱的人,刚病时会忧虑,快死时会恐惧,死以后会悲哀。现在这个妇女是哭已死的亲人,不悲哀却恐惧,所以知道她有奸情。”

有人说:子产的治国,岂不是太多事了吗?奸邪一定要等到亲耳听到和亲眼看到才能知道,那么郑国获得的奸情就很少了。不使用主管狱讼的官吏,不采用多方面考察验证的政治措施,不明确法度,只是依赖竭尽聪明劳心费神来获知奸情,不也是缺少治国的办法吗?况且事物众多而智力有限,有限不能胜过众多,智力难于普遍了解事物,所以应该利用事物来治理事物。臣下多而君主少,少数敌不过多数,也就是说君主难于普遍地了解群臣,所以要依靠人来了解人。这样君主不需事必躬亲而国家大事得到处理,不需劳心费神而奸邪隐情得以了解。所以宋人的话说:“任何一只麻雀飞过羿的身旁,羿一定把它射下,这是羿的欺骗。把天下作为捕获麻雀的罗网,麻雀就会一只也逃不掉。”了解奸邪也有大的罗网,能够不放过任何一种奸邪。不整顿法制,而用自己的主观判断作为察奸的手段,这是子产的欺骗。老子说:“靠聪明来治理国家,这是国家的祸害。”这话指的就是子产这样的人。
 

秦昭王向他身边的人问道:“现在的韩国与魏国和它们建国初期比较,哪个时候更强大?”身边的人回答说:“现在的韩魏赶不上建国初期。”秦昭王又问:“现在的如耳、魏齐与从前的孟尝君、芒卯相比怎么样?”身边的人回答:“赶不上。”秦昭王说:“孟尝、芒卯统率强大的韩、魏联军尚且不能把我怎么样呢。”身边的人回答:“完全是这样。”乐师中期放下琴回答说:“您对天下的推测错了。晋国六卿主政的时候,智襄子最强,他灭掉了范昭子、荀文子,又统率韩简子、魏襄子的军队去讨伐赵襄子,用晋水去灌赵城,城墙只剩下三板的高度没有被淹。智襄子的儿子智伯瑶出兵,魏襄子的儿子魏宣子驾车,韩简子的儿子韩康子在旁边保护。智伯瑶说:‘开始我不知道水还可以灭亡一个国家,我现在才知道了。汾水可以灌安邑城,绛水可以灌平阳城。’听了智伯瑶的话,魏宣子用胳膊肘暗击韩康子,韩康子用脚踩魏宣子的脚,胳膊肘击打和脚踩脚发生在车上,而智氏的领地就被瓜分在晋阳城下了。现在您虽然强大,还没有强到有智氏的力量;韩、魏虽然弱小,还没有弱小到他们当时在晋阳城下的程度。这正是天下用胳膊肘和脚进行阴谋勾结的时候,希望大王不要轻视。”

有人说:秦昭王的问话有失误,他身边的人和琴师中期的回答也有错误。大凡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是依靠他们的权势。权势不可受侵害,那么即使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何况是孟尝、芒卯、韩国、魏国,能够把我怎么样呢?君主的权势可以受到侵害,那么像无能的如耳、魏齐及韩国、魏国也能够成为祸患。既然如此,那么受不受侵害,就在自己把握而已,哪里还用问旁人呢?依靠自己的把握不受侵害,那又何必去管谁强谁弱呢?如果过错在于不能把握好自己,而询问敌人会把我怎么样,那他不受到侵害也只是侥幸而已。申不害说:“丢掉法术而要求别人忠信,那就糊涂了。”这说的就是秦昭王一类的人。智伯瑶狂妄没有节制,统率韩康子、魏宣子却图谋用水来灌灭他们的封邑,这是智伯瑶国家灭亡性命不保,死后头盖骨被人做成酒杯的原因。现在秦昭王却问起目前的韩、魏与开国之初的韩、魏哪个强大,难道是害怕有智氏引晋水攻赵氏而遭到身死国灭那样的祸患吗?虽然有身边的人,却不是韩康子和魏宣子,哪里会有胳膊肘暗击和脚踩脚的阴谋之事呢?而琴师中期说“不要轻视”,这是不切实际的话。况且中期的职守是琴瑟。弦调得不准,曲调演奏不清,这是中期的责任,是中期所用来侍奉秦昭王的。中期很好地承担他的责任,不能使秦昭王满足,反而去做他不懂的事,岂不是荒唐吗?秦昭王身边的人回答说:“现在的韩、魏赶不上建国之初”和“现在的大臣不如从前的大臣”是可以的,而说“完全是这样”就是阿谀奉承了。申不害说:“办事情不要超越自己的职责,职责外的事情虽然知道也不要去说。”现在中期并不知道却还要去说。所以说,秦昭王的问话有失误,他身边的人和中期的回答也都有错误。
 

管仲说:“看到合法的事,喜欢它要给予奖赏;看到不合法的事,厌恶它要给予处罚。君主察见到的事,赏罚都兑了现,虽有察见不到的事,还有谁敢做违法的事呢?看到合法的事,喜欢它不给予奖赏;看到不合法的事,厌恶它不给予处罚。君主亲自察见的事,赏罚都不能兑现,而要查出君主看不到的违法行为,那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在大庭广众严肃的场合,大家都能表现出肃敬的态度;而独自呆在私室里,即使是曾参、史鱼这样的贤人也会随意放纵。观察人们在严肃场合的表现,并不是他的行为的真实情况。况且在君主面前,臣下总是要掩饰自己的。只根据自己看到的确定喜欢不喜欢,臣下要掩饰自己的奸邪言行来愚弄君主也就是必然的了。君主的明察不能洞悉远离君主身边的坏人和发现隐蔽着的坏事,而根据观察经过粉饰的行为去对待臣下,确定赏罚,不也是一种弊病吗?
 

管仲说:“在室内讲话,满室都能听到;在堂上讲话,满堂都能听到:这就叫做天下的王。”

有人说:管仲所说的在室内讲话满室能听到、在堂上讲话满堂能听到,不仅是说平时游戏饮食的家常话,一定是说君主的大事。君主的大事,不是法就是术。法是编写成文,设置在官府,而颁布于百姓的。术是藏在君主胸中,用来汇合验证各方面事情而暗中驾驭群臣的。所以法越公开越好,而术就不要显露出来。所以英明的君主谈论法,整个国内包括卑贱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不仅仅是满堂的人知道;而使用术,就连君主宠爱亲近的亲信都没人能知道,不能让满室的人知道。然而管仲还说“在室内讲话满室人知道,在堂上讲话满堂人知道”,这不属于法术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