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面

【原文】

人主之过,在己任臣矣,又必反与其所不任者备之,此其说必与其所任者为仇,而主反制于其所不任者。今所与备人者,且曩之所备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无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非誉交争,则主惑乱矣。人臣者,非名誉请谒无以进取,非背法专制无以为威,非假于忠信无以不禁,三者,愍主坏法之资也。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
 
人主有诱于事者,有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资,以事诬主。主诱而不察,因而多之,则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谓之诱,诱于事者困于患。共进言少,其退费多,虽有功,其进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赏,则群臣莫敢饰言以愍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复于后,复言不复于前,事虽有功,必伏其罪,谓之任下。
 
人臣为主设事而恐其非也,则先出说设言曰:"议是事者,妒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听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议事。二势者用,则忠臣不听而誉臣独任。如是者谓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言无端末辩无所验者,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责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则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则皆有责也。
 
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举事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惑主不然,计其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今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毋易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伊尹毋变殷,太公毋变周,则汤、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必立其治。说在商君之内外而铁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是以愚戆窳堕之民,苦小费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谤。而辴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狎习于乱而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

翻译

君主的过失,在于已经任用了大臣,又总是反过来用未被任用的人一起来防备已被任用的大臣,这样被任用的大臣和未被任用的人的意见一定互相对立,而君主反而被他所未被任用的人控制了。现在与君主一起防备别人的人,正是从前君主所要防备的人。君主不能彰明法度来控制大臣的威势,就没有办法得到小人的相信。君主抛弃法制而采用一些大臣来防备另一些大臣,那么大臣中关系好的就会互相勾结而彼此吹捧,关系不好的就会各自结成私党而相互诽谤。诽谤和吹捧争斗不止,那么君主就迷惑昏乱了。做臣子的,不互相吹捧和暗中请托就无法加官晋爵,不违背法纪和擅权专断就无法建立自己的威势,不假借忠信之名就无法逃脱法禁;这三项,是使君主惑乱和法制败坏的手段。君主要使臣子即使有智慧才能,不能违背法纪而专权;即使有才德的行为,不能在立功之前而提前得到奖赏;即使有忠信的品德,也不能放弃法制而不受制约。这就叫做彰明法度。

君主有被事情所迷惑的,有被言辞蒙蔽的,对这二者不可不注意。臣子中把事情说得很轻易的人,要求的代价少,用事情来欺骗君主。君主受这种人的欺骗而不加考察,因而夸奖他,那么臣下就反过来借这种事情控制了君主。像这种事情就叫做被诱惑,被事情诱惑的君主就会困于祸患。臣下对君主进言办事花费得很少,但下去办这件事实际花费得很多,事情即使办成了,也说明他讲的话不诚实。不诚实的人就有罪,事情即使办成了也不能赏赐,群臣就不敢修饰言辞来迷惑君主了。做君主的原则,假如臣子前面所说的和后面做的事不一致,后面所说的和前面所做的事不一致,即使事情有成效,也一定要使他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就叫做使用臣下的方法。

臣子为君主筹划事情恐怕受到别人非议,就事先设计放出话来说:“议论这件事的人,就是嫉妒这件事的人。”君主将这番话听到心里,不再听取群臣的意见;群臣也害怕这种话,不敢议论这件事情。这两种局面起了作用,那么忠臣的话就不会被听取而沽名钓誉的臣子就会被专门受任用。像这种情况就叫做被言论所蒙蔽,被言论所蒙蔽的君主就会被臣下所控制。做君主的原则,要让人臣一定负有言论得当的责任,又负有该说不说的责任。言论无头无尾、辩词无法验证的,这就有言论不当的责任;用不说话来逃避责任、保持其贵重权势的,这就有该说不说的责任。君主对于臣下中说话的人要心中明白他所说的来龙去脉,以便责求他的实效,对于不说话的人一定要问清他的态度以便明确他的责任,那么臣下就不敢乱讲,又不敢默不做声了,说话和不说话就都有他的责任。

君主准备做某件事,不全面掌握事情的始末,就将自己的想法表明,这样还去做这件事的话,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一定会受害。懂得这一点的君主就会顺应客观事理而去掉自己的主观欲望。办事情有它的原则,考虑到它所获得的利益多,它付出的代价少,就可以做。糊涂的君主不是这样,只考虑所获得的利益,不考虑所付出的代价;付出的代价虽然成倍地超过所得到的利益,不知道它的危害,那么结果是名义上得到利益而实际却失去利益。像这样的话,就是功绩小而危害大。凡是计算功劳,一件事情获得的多,付出的少,才可以叫做功劳。现在花费很大却没有罪而获得很少却有功,那么臣下就会以大的花费去完成很小的成功,小的事功即使完成而君主也会被损害。

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不要改变古法,不要更改常规。”但改变还是不改变,圣人并不理会这些说法,正确地治理好国家就行了。既然这样,古法常规是否不加改变,在于古法常规是可行还是不可行。如果伊尹不改变殷朝的古法,姜太公不改变周朝的常规,那么商汤和周武王就不能统治天下。管仲不改变齐国的古法,郭偃不变更晋国的常规,那么齐桓公、晋文公就不可能称霸天下。凡是难以改变古法的人,是由于害怕改变民众安于旧传统的习惯。而不改变古法,是沿袭乱国的陈迹;适应民众的心愿,是放纵奸邪的行为。老百姓愚昧而不懂得祸乱,君主懦弱而不能改革现状,这是治理国家的失误。做君主的人,他的明智应该懂得如何治理好国家,他的严厉一定能执行法令,所以虽然他会违背民众的意愿,他也一定能确立治国的办法。这种说法表现在商鞅在朝内或外出时都要有兵甲守卫、层层盾牌预先戒备。所以郭偃刚刚实行法治的时候,晋文公身边安排有护卫的官兵;管仲开始推行法治的时候,齐桓公的周围有武装的战车:这都是防备民众的措施。因此鲁莽愚昧怠惰的民众,会为小的损失苦恼而忘却国家的大利,所以夤虎受到阿谤。

而辴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狎习于乱而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而辴小变”几句怀疑有错简或脱文,文意不通,今不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