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二

【原文】

 一
 
景公过晏子,曰:“子宫小,近市,请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辞曰:“且婴家贫,待市食,而朝暮趋之,不可以远。”景公笑曰:“子家习市,识贵贱乎?”是时景公繁于刑。晏子对曰:“踊贵而屦贱。”景公曰:“何故?”对曰:“刑多也。”景公造然变色曰:“寡人其暴乎!”于是损刑五。
 
或曰:晏子之贵踊,非其诚也,欲便辞以止多刑也。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当无多,不当无少。无以不当闻,而以太多说,无术之患。败军之诛以千百数,犹且不止;即治乱之刑如恐不胜,而奸尚不尽。今晏子不察其当否,而以太多为说,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盗贼者伤良民。今缓刑罚,行宽惠,是利奸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为治也。
 
 
齐桓公饮酒醉,遗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国之耻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胡其善!”因发仓囷赐贫穷,论囹圄出薄罪。外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复遗冠乎!”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耻天小人,而生桓公之耻于君子矣。使桓公发仓囷而赐贫穷,讼囹圄而出薄罪,非义也,不可以雪耻;使之而义也,桓公宿义,须遗冠而后行之,则是桓公行义非为遗冠也?是虽雪遗冠之耻于小人,而亦遗义之耻于君子矣。且夫发囷仓而赐贫穷者,是赏无功也;论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诛过也。夫赏无功,则民偷幸而望于上;不诛过,则民不惩而易为非。此乱之本也,安可以雪耻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举酆,三举事而纣恶之。文王乃惧,请入洛西立地、赤壤之国方千里,以请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说。仲尼闻之,曰:“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为智也,不亦过乎?夫智者,知祸难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于患也。使文王所以见恶于纣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则虽索人心以解恶可也。纣以其大得人心而恶之,己又轻地以收人心,是重见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于姜里也。郑长者有言:“体道,无为无见也。”此最宜于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为智,未及此论也。
 
 
晋平公问叔向曰:“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识臣之力也?”叔向对曰:“管仲善制割,宾胥无善削缝,隰朋善纯缘,衣成,君举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师旷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师奚笑也?”师旷对曰:“臣笑叔向之对君也。凡为人臣者,犹炮宰和五味而进之君。君弗食,孰敢强之也?臣请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后草木硕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师旷之对,皆偏辞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美之大者也,非专君之力也,又非专臣之力也。昔者宫之奇在虞,僖负羁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发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无其君者也。且蹇叔处干而干亡,处秦而秦霸,非蹇叔愚于干而智于秦也,此有臣与无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宫中二市,妇闾二百,被发而御妇人。得管仲,为五伯长,失管仲、得竖刁而身死,虫流出尸不葬。以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为霸;以为君之力也,且不以竖刁为乱。昔者晋文公慕于齐女而亡归,咎犯极谏,故使反晋国。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师旷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于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师旷之对,皆偏辞也。
 
 
齐桓公之时,晋客至,有司请礼。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优笑曰:“易哉,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闻君人者劳于索人,佚于使从。吾得仲父已难矣,得仲父之后,何为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应优,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为劳于索人,何索人为劳哉?伊尹自以为宰干汤,百里奚自以为虏干穆公。虏,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贤者之忧世急也。然则君人者无逆贤而已矣,索贤不为人主难。且官职,所以任贤也;爵禄,所以赏功也。设官职,陈爵禄,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劳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虽使人,必度量准之,以刑名参之;以事遇于法则行,不遇于法则止;功当其言则赏,不当则诛。以刑名收臣,以度量准下,此不可释也,君人者焉佚哉?
 
索人不劳,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劳于索人,佚于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难。管仲不死其君而归桓公,鲍叔轻官让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难,明矣。已得管仲之后,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成王壮,授之以政,非为天下计也,为其职也。夫不夺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仇;背死君而事其仇者,必不难夺子而行天下;不难夺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难夺其君国矣。管仲,公子纠之臣也,谋杀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贤也,且为汤武,桀、纣之臣也;桀、纣作乱,汤、武夺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纣之行居汤、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为田常。田常,简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简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然为汤、武与田常,未可知也。为汤、武,有桀、纣之危;为田常,有简公之乱也。已得仲父之后,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己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虽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专借竖刁、易牙,虫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与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专也,故曰:桓公暗主。
 
 
李兑治中山,苦陉令上计而入多。李兑曰:“语言辨,听之说,不度于义,谓之窕言。无山林泽谷之利而入多者,谓之窕货。君子不听窕言,不受窕货。之姑免矣。”
 
或曰:李子设辞曰:“夫言语辩,听之说,不度于义者,谓之窕言。”辩,在言者;说,在听者:言非听者也。所谓不度于义,非谓听者,必谓所听也。听者,非小人,则君子也。小人无义,必不能度之义也;君子度之义,必不肯说也。夫曰:“言语辩,听之说,不度于义”者,必不诚之言也。入多之为窕货也,未可远行也。李子之奸弗蚤禁,使至于计,则遂过也。无术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虽倍入,将奈何?举事慎阴阳之和,种树节四时之适,无早晚之失、寒温之灾,则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务,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尽于耕农,妇人力于织纴,则入多。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则入多。明于权计,审于地形、舟车、机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则入多。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俭于财用,节于衣食,宫室器械周于资用,不事玩好,则入多。入多,皆人为也。若天事,风雨时,寒温适,土地不加大,而有丰年之功,则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泽谷之利也。夫无山林泽谷之利入多,因谓之窕货者,无术之害也。
 
 
赵简子围卫之郛郭,犀盾、犀橹,立于矢石之所不及,鼓之而士不起。简子投枹曰:“乌乎!吾之士数弊也。”行人烛过免胄而对曰:“臣闻之:亦有君之不能士耳,士无弊者。昔者吾先君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战十有二胜,是民之用也。献公没,惠公即位,淫衍暴乱,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绛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没,文公授之,围卫,取邺,城濮之战,五败荆人,取尊名于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士耳,士无弊也。”简子乃去盾、橹,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战大胜。简子曰:“与吾得革车千乘,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说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败,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见所以用人也。简子未可以速去盾、橹也。严亲在围,轻犯矢石,孝子之所爱亲也。孝子爱亲,百数之一也。今以为身处危而人尚可战,是以百族之子于上皆若孝子之爱亲也,是行人之诬也。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赏厚而信,人轻敌矣;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长行徇上,数百不一失;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将众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数,而道乎百无失人之行,人未知众之道也。

翻译
 

齐景公探望晏婴,说:“您的住宅太小,又靠近市场,我请您把家搬到豫章景区去。”晏婴反复拜谢并推辞说:“晏婴家里贫穷,依赖到市场买来东西生活,早晚要到市场去,不能住得离市场远了。”齐景公笑着说:“您家熟悉市场,懂得贵贱吗?”这时齐景公正在施行繁酷的刑罚,受刖刑(砍掉脚)的人很多。晏婴回答说:“被刖了脚的人所穿的鞋子价格昂贵,平常人穿的鞋子价格低廉。”齐景公问:“是什么原因啊?”晏婴回答说:“刑罚用得太多了。”齐景公显出吃惊而惨痛的样子说:“我太残暴了吧!”于是减去五种刑罚。

有人说:晏婴说刖足的人穿的鞋子贵,并不是真实的情况,是想借此来劝说齐景公不要多用刑罚。这是他不明白治理国家所造成的问题。刑罚恰当不嫌其多,刑罚不当少也无益。晏婴不把刑罚不当告知齐景公,而以用刑太多来劝说他,这是不懂得法术的错误。打了败仗的军队被处罚或杀头的人虽然以千万计数,还是败逃不止;即使治理祸乱的刑罚用得唯恐不够,而奸邪还是不能除尽。现在晏婴不去考察用刑是否恰当,而以刑罚太多劝说齐景公,这不是很荒唐吗?爱惜茅草就会损害庄稼,宽容盗贼就会伤害良民。现在减轻刑罚,实行宽惠,这是有利于奸邪而伤害好人的,这不是用来治理国家的办法。
 

齐桓公喝酒喝醉了,丢失了帽子,感到羞耻,三天不上朝理事。管仲说:“这是国君的耻辱,您为什么不用搞好政事来洗刷它呢?”齐桓公说:“您的意见多么好啊!”于是打开粮仓将粮食分赐给贫穷的人,审查狱中的囚犯放掉罪轻的人。这样办了三天以后,民众就唱着说:“齐桓公为什么不再丢失帽子啊!”

有人说:管仲在小人中洗刷了齐桓公的耻辱,却在君子中滋生了齐桓公的耻辱。假使齐桓公打开粮仓把粮食分赐给贫穷的人,审查狱中囚犯而放出罪轻的人,是不合乎义的,就不能够洗刷齐桓公的耻辱;假使这样做就是义,齐桓公不及时行义,要等到丢失帽子以后才去做,那么齐桓公行义不就是因为丢失了帽子的缘故吗?这虽然在小人中洗刷了耻辱,却在君子中滋生了耻辱。况且打开粮仓把粮食分赐给贫穷的人,是赏赐没有功劳的人;审查狱中囚犯而放出罪轻的人,是没有惩罚有过错的人。赏赐没有功劳的人,民众就存在侥幸心理而希望在君主那里得到意外赏赐;不惩罚有罪的人,民众犯了罪不受惩罚就容易为非作歹。这是国家混乱的根源,怎么可以用来洗刷耻辱呢?
 

从前文王侵占盂、攻克莒、夺取酆,做了这三件事商纣王很憎恨他。文王感到害怕,请求进献洛水以西、赤壤方圆千里的土地,用来请求废除炮烙这种刑罚。天下的人都很高兴。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文王真仁慈啊!不在乎方圆千里的土地而请求废除炮烙的刑罚。文王真聪明啊!献出千里的土地而得到了天下人的心。”

有人说:孔子认为文王聪明,不也是错误的吗?那些聪明的人,是知道祸难的所在而能够避开它的人,所以自身不至于遭受祸难。假使文王被纣王憎恨的原因,是文王不得人心,那么文王用求得人心的办法来解除纣王对他的憎恨是可以的。纣王因为文王大得人心而憎恶他,他自己又轻易地放弃土地来收买人心,这就更加重了纣王的怀疑,这就是他被戴上脚镣手铐囚禁在羑里的原因。郑长者曾说过:“能领会和实行道的人是无所作为、无所表现的。”这话最适用于文王,因为这样做可以不让人怀疑他。孔子以为文王聪明,还赶不上郑长者的这种看法。
 

晋平公问叔向说:“从前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走上正道,不知道是靠臣子的力量,还是靠君主的力量?”叔向回答说:“管仲善于裁剪,宾胥无善于缝纫,隰朋善于装饰衣边。衣服做好了,君主拿起来穿在身上。这是臣子的力量,君主出了什么力呢?”师旷俯在琴上笑了。晋平公说:“太师为何发笑呢?”师旷回答说:“我笑叔向对您问题的回答。凡是做臣子的,好比厨师将五味调和好了送给君主吃。君主如果不吃,谁敢强迫他呢?让我打个比喻:君主好比土地,臣子好比草木。一定是土地肥美,然后草木才茂盛。这是君主的力量啊,臣子有什么力量可言呢?”

有人说:叔向、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说法。使天下走上了正道,多次会合诸侯,这样美好的大事业,不单单是君主的力量,也不单单是臣子的力量。从前宫之奇在虞国,僖负羁在曹国,这两个臣子很智慧,说的话都合乎事实,行动都合乎功利,而虞国、曹国都灭亡了,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虽有好的臣子却没有好的君主啊。况且蹇叔在虞国时虞国灭亡了,到秦国后秦国却称霸诸侯,这并不是虞叔在虞国时笨,到了秦国就聪明了,而是决定于有没有好的君主。叔向说“是臣子的力量”,其实不是这样的。从前齐桓公的宫中有两个市场,妇女的住地有二百处,他披散着头发玩弄女人。得到管仲,成为春秋五霸中第一个称霸的君主;失去管仲、得到竖刁后生命不保,死后蛆虫爬出室外,三月不得安葬。如果认为不是臣子的力量,就不能说因为用了管仲而称霸;如果认为是君主的力量,就不能说因为用了竖刁而产生祸乱。从前晋文公爱恋齐女姜氏而不想回晋国,咎犯尽力劝谏,终于让他返回晋国。所以齐桓公因为管仲而会合诸侯,晋文公因为咎犯而称霸天下,而师旷说“是君主的力量”,事实也不是这样。所有五霸之所以能够在天下成功扬名,一定是君主和臣子都出了力。所以说:叔向和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说法。
 

齐桓公的时候,晋国的客人到了,主管官请示如何接待。齐桓公说了三遍:“告诉仲父去。”优笑着说:“做君主真容易啊!只要说几声仲父就行了。”齐桓公说:“我听说君主寻求人才很费力,使用人才就安闲了。我得到仲父已是很难的了,得到了仲父之后,为什么不能容易呢?”

有人说:齐桓公回答优的话,不像是做君主的人说的话。齐桓公以为君主寻求人才费力,寻求人才有什么费力呢?伊尹自己通过做厨师求见商汤得到任用,百里奚自己通过做家奴陪嫁到秦国求得秦穆公的任用。家奴,是人们感到屈辱的;厨师,是人们感到羞耻的。蒙受羞耻屈辱而接近君主,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忧虑天下是很急迫的。那么君主只要不拒绝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就可以了,寻求贤能的人才不是君主的难事。况且官职是用来任用贤人的,爵禄是用来赏赐有功劳的。设置官职,安排爵禄,有才能的人自然会来,君主有什么费力呢?使用人才也不是安闲的。君主虽然使用人,但必须用法度来衡量他们,用名实来验证他们;事情符合法度就实行,不符合法度就禁止;功绩和他陈述的一致就赏,不一致就罚。用名实是否一致来选用臣子,用法度为标准来衡量臣下,这是不可以放弃的原则,君主哪里是安闲的呢?

寻求人才不辛劳,使用人才不轻松,而齐桓公却说“寻求人才费力,使用人才安闲”,这是不对的。况且齐桓公得到管仲并不困难。管仲没有跟他的主人公子纠一同赴死而归顺了齐桓公,鲍叔牙不在乎自己的官职而把重要的职位让给有才能的管仲担任,齐桓公得到管仲并不难,是很明白的了。得到管仲之后,哪里就容易了呢?管仲不是周公旦。周公旦代理天子的职务七年,成王长大成人后,把政权交还给成王,这不是为自己得天下着想,而是为了尽自己的职责。能够不篡夺幼小的君主权力去治理天下的人,一定不肯背叛已死的君主而侍奉他的仇敌;背叛已死的君主而侍奉他的仇敌的人,一定不难于篡夺幼君的君位而统治天下;不难于篡夺幼君的君位而统治天下的人,一定不难于篡夺他的君主的国家。管仲是公子纠的臣子,谋杀齐桓公没有成功,他的君主死了他却做了齐桓公的臣子,管仲的取舍不像周公旦那样,是很明白的。假如管仲是个大贤人,他将成为商汤王、周武王。商汤王、周武王,原来是夏桀和商纣的臣子;夏桀和商纣的政治混乱,商汤和周武王夺取了他们的君位。现在齐桓公悠闲安逸地处在管仲之上,就像有桀、纣一样的行为而处在汤、武之上一样,齐桓公很危险啊。假如管仲是个德行不好的人,他将成为田常。田常是齐简公的臣子,而杀死了齐简公。现在齐桓公安逸地处在管仲之上,这是和齐简公安逸地处在田常之上一样,齐桓公又是很危险的。管仲不是周公旦已经很清楚了,然而他准备做汤、武还是做田常,还不知道哩。如果管仲做汤、武,齐桓公就有桀、纣的危险;如果管仲做田常,齐桓公就有简公的祸乱。得到管仲之后,齐桓公哪里就容易呢?假如齐桓公任用管仲时,确实知道他不会欺骗自己,就是说齐桓公知道不欺骗君主的臣子。然而,虽说齐桓公知道不欺骗君主的臣子,现在齐桓公像信任管仲那样使用竖刁、易牙,以致死后尸体生虫爬到门外还不能下葬,齐桓公不知道臣子是欺骗君主还是不欺骗君主已经很清楚了,而他任用臣子又是那样专一。所以说,齐桓公是一个昏庸糊涂的君主。
 

李克治理中山,苦陉令年终上报的钱粮收入多。李克说:“话说得好听,听了叫人喜欢,但不符合义,这种话叫做窕言。没有山岭森林湖泽峡谷等自然资源而收入多的,这种收入叫做窕货。君子不听窕言,不接受窕货。暂且免除你的苦陉令吧。”

有人说:李克提出的观点是:“话说得好听,听了叫人喜欢,但不符合义,这种话叫做窕言。”动听,在于说话的人;喜欢,在于听话的人:说话的人不是听话的人。所谓说话不符合义,不是指听话的人,一定是指所听到的话。听话的人,不是小人,就是君子。小人不懂得义,一定不能用义来度量它;君子用义去度量它,一定不会喜欢窕言。说“话说得好听,听了叫人喜欢,但不符合义”,一定不是诚实的话。收入多叫做窕货,是不能够通行无阻的。李克对于这种不好的行为不及早禁止,让它到年终上报,这是造成过错的原因。李克没有办法去了解情况而只知收入多了,收入多,是因为粮食丰收,即使有成倍的收入,又能怎么样呢?耕作顺从自然的变化,种植按照四时季节进行适宜的安排,没有种早种晚的失误,没有太冷太热灾害,收入就多。不因小的收益防害大的农事,不因私人欲望而损害耕织,成年男子尽力耕作,妇女尽力纺织,收入就多。致力于牲畜饲养的道理,仔细考究土地的情况,六畜兴旺,五谷蕃盛,收入就多。善于权衡计算,周密考察地形、舟车和机械的作用,花的力气少,获得功效大,收入就多。使商市、关口、桥梁便于通行,能够用自己剩余的东西换取缺少的东西,客商聚拢起来,外来的货物存放下来,节俭财用,节约衣食,宫室器具都合于实用,不贪恋珍宝玩物,收入就多。收入增多,都是人为的结果。至于自然的情况,风雨适时,冷暖适宜,土地不增加,却有丰收的年景,收入就多。人的努力,天时的作用,这两方面都能使收入增多,并不是山岭森林湖泽峡谷给予的利益。没有山岭森林湖泽峡谷给予利益却收入多,因此称它为窕货的,是没有法术的话。
 

赵简子包围了卫国都的外城,用犀盾和犀橹防护,站立在箭石所达不到的地方,击打战鼓指挥攻击,而战士们没有行动。赵简子丢下鼓槌说:“哎呀,我的战士这么快就疲惫了。”行人烛过脱去头盔回答说:“我听说:仅仅是君主不能使用战士罢了,战士没有疲惫的。从前我们的先君献公并吞了十七国,征服了三十八国,打了十二次胜仗,就是用的这些民众。献公逝世后,惠公即位,荒淫无度,残暴昏乱,贪恋美女,秦人肆意入侵,打到离国都绛城仅十七里的地方,用的也是这些民众。惠公死后,文公接替君位,围困卫国,攻下邺城,城濮之战,五次打败楚军,成为天下霸主,用的也是这些民众。仅仅是君主不能使用战士罢了,战士没有疲惫的。”赵简子于是丢掉盾、橹,站在箭石可以达到的地方,击打战鼓指挥作战,士兵趁着鼓声进攻,战斗取得全胜。赵简子说:“与其让我得到战车一千辆,不如听行人烛过的一句话。”

有人说:行人并没有说出有理论价值的话,只是说惠公失败用的是这些人,文公称霸用的是这些人,却没有发现他们是如何用人招致失败或称霸的。赵简子不应该这么快就丢掉防身用的盾和橹。父亲在包围之中,儿子不怕冒着箭和滚石去援救,这是孝子热爱父亲的缘故。孝子热爱父亲,一百里面才有一个。现在认为君主处在危险之中兵士还可以战斗,就是认为从各家各户来的兵士对于君主都能像孝子热爱父亲一样去拼命,这是行人的欺骗。喜好利益嫌恶祸患,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有的感情。赏赐多而守信用,人们就不怕敌人;刑罚重而一定实行,任何人都不敢败逃了。为了君主而牺牲自己的高尚所为,数百人里没有一个;喜欢利赏害怕犯罪,没有人不是这样。统率兵士的人不采用必然的术数,而根据百人中无一人能做到的行为行事,行人烛过其实不懂如何使用兵士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