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劫弑臣

【原文】

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凡人之大体,取舍同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誉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谓同取;人臣之所毁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谓同舍。夫取舍合而相与逆者,未尝闻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非参验以审之也,必将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于上,而臣必重于下矣,此之谓擅主之臣。
 
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为臣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其害;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治国若此其过也,而上欲下之无奸,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几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趋富贵,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愈不几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无相比周,蔽主上,为奸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人主之义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愈不几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无废法行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君上之法矣。故以私为重人者众,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于上而臣成党于下,此田成之所以杀简公者也。
 
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得效度数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也。是以度数之言得效于前,则赏罚必用于后矣。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于世欲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是以左右近习之臣,知伪诈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奸私之行,尽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与比周,妄毁誉以求安,是犹负千钧之重,陷于不测之渊而求生也,必不几矣。"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犹上高陵之颠堕峻裕谷之下而求生,必不几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贪渔下?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职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齐,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
 
从是观之,则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虽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邪,而国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离娄乃为明也,非耳若师旷乃为聪也。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都少矣,非不弊之术也。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民疾怨而众过日闻。孝公不听,遂行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告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此亦使天下必为己视听之道也。至治之法术已明矣,而世学者弗知也。
 
且夫世之愚学,皆不知乱之情,讘裌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智虑不足以避阱井之陷,又妄非有术之士。听其言者危,用其计者乱,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与有术之士,有谈说之名,而实相去千万也。此夫名同而实有异者也。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犹蚁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远矣。而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群臣相关,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顾以为暴。愚者固欲治而恶其所以治,皆恶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知之者同于义而异于俗;弗知这者,异于义而同于俗。天下知之者少,则义非矣。
 
处非道之位,被众口之谮,溺于当世之言,而欲当严天子而求安,几不亦难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楚庄王之弟春申君,有爱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伤其身以视君而泣,曰:"得为君之妾,甚幸。虽然,适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适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适二主,其势不俱适,与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赐死君前。妾以赐死,若复幸于左右,愿君必察之,无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诈,为弃正妻。余又欲杀甲而以其子为后,因自裂其呆衣之里,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强戏余。余与争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于此矣!"君怒,而杀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诈弃,而子以之死。从是观之,父子爱子也,犹可以毁而害也;君臣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亲也,而群臣之毁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贤圣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车裂于秦,而吴起之所以枝解于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诛,无功者皆欲尊显。而圣人之治国也,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者也。然则有术数者之为人也,固左右奸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听也。
 
世之学者说人主,不曰:"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而皆曰:"仁义惠爱而已矣!"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货财,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时!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无棰策之威,衔橛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舜不能以为治。今世主皆轻释重罚严诛,行爱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几也。故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是以无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讬于犀车良马之上,则可以陆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则可以水绝江河之难;操法术之数,行重罚严诛,则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适当世明主之意,则有直任布衣之士,立为卿相之处;处位治国,则有尊主广地之实:此之谓足贵之臣。汤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广,兵以强。故有忠臣者,外无敌国之患,内无乱臣之忧,长安于天下,而名垂后世,所谓忠臣也。若夫豫让为智伯臣也,上不能说人主使之明法术度数之理以避祸难之患,下不能领御其众以安其国;及襄子之杀智伯也,豫让乃自黔劓,败其形容,以为智伯报襄子之仇。是虽有残刑杀身以为人主之名,而实无益于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谚曰:"厉怜王。"此不恭之言也。虽然,古无虚谚,不可不察也。此谓劫杀死亡之主言也。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虽长年而美材,大臣犹将得势,擅事主断,而各为其私急。而恐父兄毫杰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诛于己也,故杀贤长而立幼弱,废正的而立不义。故《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齐崔杼,其妻美,而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贾举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请与之分国,崔子不许;公请自刃于庙,崔子又不听;公乃走,逾于北墙。贾举射公,中其股,公坠,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见:李兑之用赵也,饿主父百日而死,卓齿之用齐也,擢湣王之筋,悬之庙梁,宿昔而死。故厉虽癕肿疕疡,上比于《春秋》,未至于绞颈射股也;下比于近世,未至饿死擢筋也。故劫杀死亡之君,此其心之忧惧,形之苦痛也,必甚于厉矣。由此观之,虽"厉怜王"可也。

翻译

凡是奸臣都想顺从君主的心意来取得君主亲幸的权势。因此君主有所喜欢的东西,臣下就跟着赞美它;君主有所憎恶的东西,臣下就随之而诋毁它。凡是人的大致情况,取舍相同的互相肯定,取舍不同的就互相反对。现在臣子所赞美的东西,是君主所肯定的,这就叫做同取;臣子所诋毁的东西,是君主所反对的,这就叫做同舍。取舍一致而互相对立的,还没有听说过。这是臣子所用来取得信任和宠幸的途径。奸臣能够凭借君主宠幸的权势来诋毁或夸奖而提升或罢免群臣,而君主如果没有权术来驾驭他,没有参验的办法来审察他,君主就将会因为从前奸臣和自己意见相同而相信他现在说的话,这是君主宠幸的臣子所以能够欺骗君主、成就私利的原因。所以君主一定会在上面受欺骗,而臣子一定会在下面握重权,这就叫做控制君主的臣子。

国家有了控制君主的臣子,那么群臣就不能完全使出他们的智能来进献出他们的忠诚,各种职务的官吏就不能遵循法令来献出他们的事功。如何知道是这样呢?安全有利的事情就抢着去做,危险有害的事就忙着躲避,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做臣子的尽力去达到他的事功,使尽聪明才智进献出他的忠诚的结果,是他自身处境困难而家庭贫穷,父亲儿子都遭受祸害;做奸谋私来蒙蔽君主,使用财货来侍奉尊贵掌大权的臣子的结果,是自身尊显而家庭富有,父亲儿子都得到恩泽;人们怎么可能离开安全有利的道路而靠近危害的地方呢?治理国家出现了这样的过错,而君主还希望臣下没有奸诈,官吏们都奉公守法,这不可能做到也就很明显了。所以君主左右的近臣知道忠贞诚实不能得到安全和利益,一定说:“我用忠诚老实的态度侍奉君主,积累功劳来求得自己的安乐,这就像盲人想要知道黑白的情况一样,一定没有希望;如果依照法术推行正理,不去攀附权贵,仅靠侍奉君主而求得安乐,这就好象聋子想辨别声音的清浊,更没有希望了。这两条路都不能够求得安乐,我怎么能不与人相互勾结、蒙蔽君主、作奸行私来趋奉有权势的人呢?”这样一定不会顾及臣下侍奉君主的道德原则。这个国家各种职务的官吏,也知道正直无邪不能够求得安乐,一定说:“我凭着清正廉明侍奉君主以求安乐,就像没有规矩而想画成方圆,一定是没有希望的;如果靠守法不结成私党做好本职工作而求安乐,这就像用脚来给头顶搔痒,更没有希望了。这两条途径不能够求得安乐,怎么能不抛开法制行私而来迎合有权势的人呢?”这样就一定不会顾及君主的法令了。所以用徇私来趋奉有权势者的人就很多,而依法来侍奉君主的人就很少。因此君主被孤立在上面而臣子在下面结成了私党,这就是田成之所以能弑齐简公的原因。

懂得法术的人担任大臣,是能够进献法术的主张,对上彰明君主的法令,对下制服奸臣,以便崇尊君主而安定国家的人。因此法术的主张能够进献于前,而赏罚也一定使用于后。君主真正懂得法治的措施,而不迁就于世俗的言论,根据名实是否相符来判定是非,靠比较检验实际效果来审查言词是否正确。因此君主身边的亲近宠幸之臣,知欺诈奸伪不能够得到安乐,一定说:“我不抛弃奸诈谋私的行为,竭尽智力来侍奉君主,而用相互勾结、对人妄加赞扬和诽谤来求得安乐,这就像背着千钧的重量陷入了无底的深渊而寻求生还,一定没有希望。”各种官吏也知道谋求奸利不能够求得安全,一定说:“我不用清洁廉正来奉行法令,而用贪污之心违反法令来谋取私利,这就像登上高山的顶端堕入到峻峭的山涧溪流而寻求生还,一定没有希望。”安乐和危险的道路像这样明显,君主身边的近侍怎么会用虚假的言辞来迷惑君主,而各种官吏又怎么敢用贪污之心来侵害百姓?因此臣子能够呈现出他们的忠心而不蒙蔽君主,臣下能恪守职责而没有怨言。这是管仲之所以治理好齐国,商鞅之所以使秦国富强的办法。

由此看来,圣人治理国家,本来就有使人不得不爱我的办法,而不依赖人根据自己的私心偏爱而为我效力。依赖人根据自己的私心偏爱而为我效力就危险了,依靠我使人不得不为我效力的办法才平安。君臣之间不存在骨肉间的亲情,依靠正直的途径可以得到利益,那么臣子就会尽力侍奉君主;依靠正直的途径不能获得安全,那么臣子就会采用奸术来侵犯君主。圣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就设置奖励和惩罚的措施来昭示天下。因此君主虽不亲口教化百官,不亲眼搜索奸邪,而国家已经治理好了。君主,不需要视力像离娄那样才叫做眼明,不需要听力像师旷那样才叫做耳聪。观察事物如果不运用术,而要等待亲眼看见才以为看清了,所看到的东西就少,这不是不受蒙蔽的办法。听取情况如果不借助有利的形势,而要等亲耳听见才算是清楚,所听到的东西就少,这不是不受欺骗的办法。圣明的君主,使天下的人不得不为我看东西,使天下人不得不替我听情况。所以君主身在深宫之中而明察四海之内,而天下人不能蒙蔽不能欺骗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愚昧混乱的办法废除了而耳聪目明的权势运用了。所以善于动用权势的国家就安定,不懂得凭借权势的国家就危险。古代秦国的风俗,君臣都废弃法令而实行奸私,因此国家混乱军队衰弱而君主地位卑下。商鞅说服秦孝公用改变旧风俗来明确奉公为国的原则,奖赏告发奸私,抑制工商业而推动农耕。在这个时候,秦国的民众习惯于旧风俗有罪可以获得赦免,无功可以获得尊显的惯例,因而轻易触犯新法。所以对犯法的人惩办严厉而坚决,对告发奸邪的人奖赏优厚而守信,所以奸邪的人被捉拿受惩罚的很多,老百姓痛恨埋怨众人的责备声每天都能听到。秦孝公不理睬这些,坚持推行商鞅的新法。老百姓后来知道有罪一定会受惩罚,而告发营私奸诈的人很多,所以老百姓没有人犯法,刑罚没有施加的对象。因此国家治理得很好而军队强大,土地广阔而君主尊贵。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隐瞒罪犯的刑罚重而告发奸邪的奖赏丰厚。这也是使天下一定为自己视听的办法。使国治理得极好的法术已明了,而当世的学者不知道。

社会上那些愚蠢的学者,都不懂得国家治和乱的实情。喋喋不休地背诵上古的书籍,用来扰乱当代的政治;他们的智慧思虑不足以避开面前的陷阱,还胡乱批评懂得法术的人。听从他们的话治理国家就危险,采用他们的计谋管理国家就混乱,这些人也可以说是最愚蠢的人而他们的言论则是最大的祸患。同样都称为懂得法术的人,有善于谈说的名声,但实际上则相差十万八千里,这是名声相同而实质不同的两种人。社会上那些愚蠢的学者与法术之士相比,好比是蚁窝上隆起的小土堆和大山,二者相差太远了。而圣人,是明辨是非的实际,明察治和乱的实情的。所以圣人治理国家,公正地阐明法令,设置严厉的刑罚,将要用来解救民众的祸乱,消除天下的灾祸,使强的不欺凌弱的,人多的不强暴人少的,六七十岁的老人能享尽天年,幼子孤儿能够顺利成长,国家的边境不受到侵犯,君臣关系密切,父子互相护养,而没有死亡和被俘虏的忧患,这也就是最大的功劳。愚蠢的人不知道,反而认为这些是残暴。愚蠢的人本来就是希望国家治理好而讨厌所以治理好国家的办法,都厌恶危乱而喜欢所以导致危乱的原因。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因为严刑重罚,是老百姓所厌恶的,却是国家所以治理好的方法;哀怜百姓使用轻的刑罚,是老百姓所喜欢的,但却是国家所以危乱的原因。圣人以法治国,一定会违反社会的成见而顺应道德。懂得这些的人,就会赞成这个原则而异于世俗偏见;不懂得这个原则的人,就会反对这个原则而与世俗偏见相同。天下懂得这个原则的人少,这个原则就不合理了。

法术之士处在遭受非难的位置上,被众人诬陷,淹没在当代流言之中,而想要面对严厉的天子而求安,不也是很困难吗!这就是那些法术之士到死还不能在社会上享有声望的原因。楚国顷襄王的弟弟春申君有位宠爱的妾叫做余,春申君的正妻的儿子叫做甲。余想让春申君抛弃他的正妻,便把自己的身体弄伤了给春申君看并哭泣着说:“能做您的妾,我感到非常荣幸。尽管如此,顺从您的正妻就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侍奉您,顺从您又不能用同样的方式侍奉您的正妻。我本来没有贤德,能力不够用来侍奉两位主人,实际情势是不能同时都服侍好,与其今后死在您正妻那里,还不如您就将我赐死。我这个妾如果被您赐死,如再宠幸您身边的女子,希望您一定要明察这个女子的才德,不要被人笑话。”春申君因此相信了余的欺诈,为她抛弃了正妻。余又想杀死甲而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封君继承人,便撕裂了自己贴身衣服的衬里,拿去给春申君看并哭泣说:“我得到您的宠幸已很久了,甲不是不知道,今天还想强行调戏我。我和他抗争,他竟撕裂我的内衣,这样不孝顺的儿子,没有比他更厉害的了。”春申君发怒杀了甲。所以春申君的正妻因为妾余氏的欺诈而被抛弃,而儿子因为余氏被杀死。由此看来,父亲的爱子,尚且还可以借诽谤被陷害。君臣之间的交往,没有父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而群臣们诽谤的言谈,又不只是像春申君的妾那样只有一张嘴,这就不要奇怪那些圣人贤士会被杀死了!这就是商鞅之所以在秦国被车裂,吴起之所以在楚国被肢解的原因。大凡人臣,犯有罪行本来不愿被处罚,没有功劳但都想要尊贵显赫。而圣明的人治理国家,赏赐不给予没有功劳的人,刑罚一定要施行到犯有罪行的人。这样就会是法术之士处世,必然要遭到君主左右奸臣的陷害,不是英明的君主不会听取他的主张。

当代的学者劝说君主,不说“凭借威严的权势去抑制奸邪的臣子”,却都说“只要施行仁义惠爱就可以了”。当今的君主欣赏仁义的名声而不考察它的实质,因此严重的国家灭亡而君主身死,轻一点的国家疆土被削而君位卑下。凭什么证明这一点呢?施舍给贫困的人,是当今社会所说的仁义;哀怜百姓而不忍心去惩罚他们,是当今社会所说的惠爱。如果施舍给贫困的人,那么没有功劳的人就得到了奖赏;不忍心惩罚有罪的人,那么暴乱分子就不能禁止。国家有了无功得赏的人,那么老百姓对外就不会致力于作战杀敌,对内不努力种田耕作,都想要用财货侍奉有权有势的人,用私人的善行树立名誉,以获取高官厚禄。所以谋私作奸的臣子越来越多,而暴乱的人们就越来越猖獗,国家不灭亡还等什么?严厉的刑罚,是老百姓所畏惧的;重重的惩罚,是民众所厌恶的。所以圣明的君主设置老百姓所畏惧的刑罚来禁止邪恶,设立他们所厌恶的惩罚来防止奸诈,因此国家平安而暴乱不发生。我从这里明白仁义惠爱不值得使用,而严刑重罚可以把国家治理好。没有马鞭的威风,马嚼头的约束,即使是造父也不能来制服拉车的马匹;离开了规矩的法度,绳墨的校正,即使是王尔也不能来成就方圆;无威严的权势,赏罚的法制,即使尧舜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现在社会上的君主都放弃重罚和严厉的惩办,实行仁爱恩惠,想要建立霸王的功业,也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善于做君主的,明确奖赏设立利益来鼓励民众,使老百姓凭借功劳获奖赏而不靠仁义得恩赐;用严刑重罚来禁止他们,使老百姓因为犯罪受惩罚而不因为爱惠免罪责。因此没有功劳就不要指望奖赏,而犯有罪过的不能侥幸逃脱惩罚。依靠犀牛角做的车子和良马,就可以在陆地上克服山坡险要的障碍;凭借船的安稳,依靠桨的作用,就可以在水上克服横渡江河的困难;掌握了法术的方法,实行重罚严诛,就可以成就霸王的功业。治理国家有法术赏罚,就像陆地上行走有犀牛角做的车和良马,在水上行驶有轻便的船和适宜的桨,乘坐它的人便能获得成功。伊尹掌握了法术赏罚,商汤因此统治天下;管仲掌握了法术赏罚,齐桓公因此称霸;商鞅掌握了法术赏罚,秦国因此富强。这三个人,都懂得霸王之术,明察于治理好国家并使它富强的方法,而不因此被世俗之言所牵制;顺应当代英明君主的心意,就会有可能直接任用平民百姓,将之提拔到卿相的位置;处在卿相的位置上治理国家,就有了尊崇君主开拓疆土的实效:这个便叫做值得尊重的大臣。商汤得伊尹,凭借方圆百里之地成为天子;齐桓公得到管仲,成为五霸之首,九次会合天下的诸侯,一举而匡正天下;秦孝公得到商鞅,土地因此扩展,军队因此强大。所以有忠臣的君主,在外没有敌国侵犯的祸患,在内没有叛乱之臣的忧虑,天下长久平安,而名声流传后世,这就是所谓忠臣。至于说豫让做智伯的臣子,对上不能说服君主使他明白法术之理,以避免祸难,对下不能领导统驭部众来安定国家。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豫让便涂黑身子割掉鼻子,毁了自己的形貌,以便为智伯报赵襄子的仇。这虽然有摧残自己的形貌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为君主报仇的名声,但实际上对智伯没有秋毫之末那样的益处。这是我看不起他的原因,而君主们却认为豫让忠而推崇他。古代有伯夷、叔齐,周武王把天下让给他们而不接受,二人饿死在首阳山上。像这样的臣子不畏惧严厉的惩罚,不贪图优厚的奖赏,不能用刑罚来限制他,也不能通过赏赐来使用他,这叫做对国家无益的臣子。这是我所鄙弃的,但当代的君主却称赞且访求他们。

谚语说:“麻风病人可怜国王。”这是一句不恭敬的话。尽管如此,古代没有虚妄的谚语,不能不加以审察。这是就被劫杀死亡的君主而说的。君主没有法术来统御他的臣子,即使是年龄大而资质好,大臣仍将要获得权势擅自处理和决断事情,而各人只顾自己私人的要事。奸臣因为害怕君主的叔伯、兄弟和豪杰之士,借君主的力量来约束和诛罚自己,因而杀掉贤良成年的君主而立幼小懦弱的君主,废掉嫡长子而立不该继位的人。所以《春秋》记载说:“楚国的公子围将要到郑国去访问,还没有出国境,听说楚王病重而返回。趁入宫去探问楚王的病情,用他的帽子上的带子绞杀了楚王,于是自立为王。齐国的崔杼,他的妻子貌美,齐庄公与她通奸,多次钻进崔杼的家中。等到齐庄公回家时,崔杼的手下叫贾举的率领崔杼的仆从攻击齐庄公。齐庄公进入崔杼家中,请求分一部分国家与崔杼,崔杼不答应;齐庄公又请求让他在宗庙里自杀,崔杼又不答应;齐庄公于是逃跑,翻越崔家的北墙。贾举用箭射击齐庄公,射中了大腿,齐庄公掉下来了,崔杼的手下人用戈乱砍齐庄公把他杀了,而立齐庄公的弟弟齐景公为王。”最近所能看到的:李兑在赵国掌权,把主父饿了上百天将他饿死;卓齿在齐国掌权,抽了齐湣王的筋,把他吊在宗庙的大梁上,过了一夜齐湣王就死了。所以麻风病人虽然长疮生脓,但向上和《春秋》上的记载相比,还不至于缠住脖颈和射中大腿;向下和当代相比,还不至于饿死抽筋。因此被劫杀死亡的君主,他们内心的恐惧,肉体上的痛苦,一定超过了麻风病人。从这些看来,即使麻风病人哀怜那些被劫杀的君主,也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