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蠹

【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有人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歃以为民先,股无肢,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大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矩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今则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王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伐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儥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强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求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于其听说也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翻译

上古时代,人民少而禽兽多,人民经受不住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起来,用树枝搭成像鸟巢一样的住处来避免各种禽兽的侵害,人民就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号称有巢氏。人民吃野生的瓜果和河里的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而伤害肠胃,人民有很多疾病。有位圣人起来,钻木取火,烧熟食物以去掉腥臊气味,人民就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号称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出现洪水,鲧和禹疏通河道。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昏乱,商汤和周武王起兵征讨。假如在夏朝时还有构木为巢、钻燧取火的人,一定会被鲧和禹所嘲笑;假如在殷商和周代还有像鲧和禹那样疏通河道的人,一定会被商汤和周武王所嘲笑。然而,假如当今之世有人赞美尧、舜、汤、武、禹那一套办法,也一定会被新时代的圣人所嘲笑。因此,新时代的圣人不羡慕远古时代,不效法永恒不变的常规,而是研究当代的实际情况,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宋国有个农民,他的田地里有一个树桩,有一天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到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农民因此就放下农具而守候在树桩旁,希望再次得到死兔。兔子当然不可能再得到了,而他自己却受到宋国人嘲笑。现在还想用先王的政治来治理当代的民众,也就像守株待兔一样可笑。

古时侯男人不耕地,是因为草木的果实充足够吃;妇女不纺织,是因为禽兽的毛皮充足够穿。不用费力劳动而生活给养就很充足,人民数量少而财物有多余的,所以人民不争夺。因此不必施行厚赏,也不用进行重罚,人民自然安定。现在的人一个人有五个孩子不算多,每个孩子分别又有五个孩子,祖父还没死就有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数量增多而财物缺少,费力劳动而供养微薄,所以人民相互争夺,即使加倍地奖赏和多次地惩罚,也难免祸乱。

尧统治天下时,茅草屋顶不用修剪,栎木椽子不用砍削;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的是质量很差的兽皮衣,夏天穿的是用葛纤维做的粗布衣;现在即使是看门的人吃穿也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时,自己拿着农具走在民众的前面,累得大腿肌肉消瘦,小腿上汗毛也磨掉了,现在即使是奴隶的劳动,也不比这更苦。就此而言,古人让出天子王位,不过是去掉看门人那样的供养,离开奴隶般的劳苦而已,所以古代人把天下传给别人也不值得赞扬。当今的县令,一旦死去,他的子孙接连几代都会有马车坐,所以人们看重县令的位置。因此,人们对于让位这件事,很容易辞掉古代的天子,却很难辞去现在的县令,这是因为利益待遇的大小实在很不相同啊。住在山上要到深谷去打水的人,遇到节日,用水作礼物互相赠送;住在洼地苦于水涝的人,却要雇人去挖渠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对自己幼小的弟弟也没有食物供给;丰年的秋天,对来往很少的远方客人也一定招待吃喝。这不是疏远自己的亲人偏爱过路的客人,而是因为收成的多少实在很不相同啊。因此,古人轻视财物,并不是讲仁慈,而是财物很多;今人争夺财物,并不是太贪吝,而是财物太少。轻易地辞掉天子职位,不是什么品德高尚,而是因为古代的权势很小;争夺官职和依附权贵,不是什么品德卑下,而是因为今天的权势很大。所以圣人研究社会财富的多少,考虑权势的轻重,然后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所以惩罚轻不是仁慈,诛杀严不是凶暴,是适应社会情况而行事。因此,政事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措施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政事。

古时候周文王处于丰、镐一带,土地不过方圆百里,他推行仁义怀柔西戎,于是就统治了天下。徐偃王居于汉水以东,土地方圆五百里,他推行仁义有三十六个国家向他割地朝贡。楚文王害怕徐国会危害自己,就起兵讨伐徐国,于是把它灭掉了。周文王推行仁义而统治天下,徐偃王推行仁义而丧失国家,这说明仁义可以用于古代而不能用于今天。因此说:时代不同了,事情就会随之变化。当舜统治天下时,苗族人不服,禹准备去讨伐他们。舜说:“不行。我们崇尚道德还不够深厚而动用武力,这不是正确的治国原则。”于是连续三年进行德教和精神感化,人们拿着兵器跳舞,苗族人就降服了。到了共工打仗的时候,武器短的被敌人击中,铠甲不坚固的身体受到伤害。说明拿着兵器跳舞来教化的方法,只适用于古代,不适用于现代。所以说:事情变了,措施就要跟着改变。上古时在道德上竞争,中世时在智谋上角逐,当今则在力量上较量。齐国将要攻打鲁国,鲁国派子贡去游说齐人。齐国人说:“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说的那一套空话。”于是就发兵攻打鲁国,一直打到离鲁国都城城门十里的地方作为边界。所以徐偃王推行仁义而徐国灭亡,子贡善于辩说而鲁国丧失土地。由此说来,仁义、辩智都是不能用来保全国家的。抛弃徐偃王的仁义,不用子贡的辩智,依靠徐国、鲁国的力量来抵抗拥有强大军队的国家,那么齐国、楚国的野心就不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古今的社会情况不同,新旧时代的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假如想用宽容和缓的仁政去治理处在急剧变动时代的民众,就好像没有缰绳和鞭子而去驾驭烈马一样,这是不明智所带来的祸害。现在儒、墨两家都称颂先王爱天下的一切人,看待民众就像父母疼爱子女一样,拿什么来证明它是这样的呢?人们说:“司寇行刑时,君主为此而停止奏乐;听到死刑的判决,君主为此流泪。”这就是他们所列举的先王的例证。如果认为君臣的关系如同父子的关系,天下就一定能治理好,那么按照这种说法推论,天下就应该没有不和睦的父子了。就人的本性而言,没有一种爱能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尽管子女都受到父母的爱护,但家庭未必和睦,即使爱得深厚,怎么就能保证不发生冲突呢?先王爱民,不会超过父母关爱子女,但子女未必不会叛逆,那么民众怎么就一定能治理好呢?况且按法令执行刑罚,君主却为之流泪,用这个表示仁爱,是不可以用来治国的。流着眼泪而不想用刑,这是君主的仁慈;然而却不能不用刑,这是国家的法制。先王把以法办事放在首位,而不听从仁慈的心肠办事,那么不能用仁慈来治国,道理也就很清楚了。

况且民众本来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所感化的。孔丘,是天下的圣人,修养德行,宣传儒学,周游海内,天下的人都喜欢他的仁,赞美他的义,而愿为他效劳的门徒只有七十人。这大概是因为看重仁的人很少,能够做到义是很难的。所以以天下之广大,而能听从他指使的人只有七十人,而行仁义的只有孔丘自己一个人。鲁哀公是一个不高明的君主,他坐在朝廷里统治国家,国内的老百姓没有敢不服从的。老百姓总是屈服于权势的,权势也的确容易使人服从,所以孔丘做了臣子,而哀公反而做了国君。孔丘并不是胸怀哀公的义,而是服从他的权势。所以根据义,孔丘不会臣服于鲁哀公,然而凭借权势,哀公就可以让孔丘臣服。现在的学者劝说君主,不是让君主依仗必胜的权势,而是让君主致力于行仁义就可以称王天下,这是要求君主必须做到像孔丘那样,而把世上的普通民众都当成孔丘的门徒,这是必定行不通的办法。

现在有一个不成器的孩子,父母训斥他,他不悔改;老乡责备他,他无动于衷;老师教诲他,他不肯改变。把父母的慈爱、老乡的品德、老师的智慧这三样美好的东西,一起施加到他身上,然而他始终不被触动,丝毫也不改变。直到地方官吏拿着官府的兵器,执行国家的法令,到处搜捕坏人的时候,他才感到恐惧,改变了坏品行,纠正了坏行为。所以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好子女,必须等待官吏执行严厉的刑罚,这是因为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骄横,见到权威就服从。因此十仞高的城墙,即使是善于攀登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它太险峻了;千仞高的大山,就是跛脚的母羊也容易放牧,因为它的坡度平缓。所以英明的君王总是严峻地制订国法并严格地执行刑罚。一丈左右的布帛,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成百上千两黄金正在熔化,即使是盗跖也不敢去拿。不是一定会受害时,很小的东西也不愿放弃;一定会烧伤手时,就是大量的金子也不敢去取。所以英明的君主必须要坚定地执行刑罚。因此奖赏不妨优厚而坚决兑现,使民众党派有利可图;惩罚不妨严厉且坚决执行,使民众感到畏惧;法令不妨统一而固定,使民众都知道。所以,君主施行奖赏而不随意改变,执行惩罚不会有赦免,给予奖赏的同时辅以荣誉,实施惩罚的同时加以恶名,这样贤能的人和不贤能的人都会尽力去干事。

现在却不是这样。因为他有功劳而给他爵位,却鄙视他做官;因为他努力耕作而给他奖赏,却轻视他创立家业;因为他不愿被录用而疏远他,却推崇他轻视世俗功利;因为他触犯禁令而责罚他,却赞美他有勇气。施加给臣下的毁誉、赏罚,互相矛盾,所以法律禁令被破坏,民众就越发混乱。现在如果自己的兄弟遭到侵犯,就必定帮他反击,这被叫做方正;知道自己的朋友受到侮辱,就跟随他一起报仇,这被叫作忠贞。方正、忠贞的风气形成了,君主的法令就会被破坏。君主尊重这种忠贞、方正的品行,而忘记他们违反法禁的罪过,因此民众就会逞勇犯禁,而官吏不能制止了。不从事农耕劳动就有吃有穿,却说他有才能;不打仗立功就受到尊重,却说他是贤人。“贤”、“能”的风气形成了,国家的兵力就会削弱,土地就会荒芜。君主喜欢所谓“贤”、“能”的品行,而忘记兵力削弱、土地荒芜的祸害,那么谋求私利的行为就会得逞,国家利益就会不存在。

儒家利用文学扰乱法治,游侠依靠武力违犯禁令,然而君主对他们都以礼相待,这就是造成国家祸乱的原因。触犯法制的本该治罪,而那些儒生却因懂得文学得到录用;违反禁令的本该惩罚,而那些游侠却因不守法令仗剑行凶得到供养。因此,法令所反对的,君主却加以任用;官吏要处罚的,君主却加以供养。法治所反对的和君主所任用的,官吏所惩罚的和君主所供养的,这四种情况互相矛盾没有确定的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对推行仁义的人不应该称赞,称赞他们就会危害耕战;对搞文学的人不应该任用,任用他们就会扰乱法治。楚国有个很正直的人名叫直躬,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向官吏告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然忠心,对父亲却是大逆不道,因而判他有罪。由此看来,君主的直臣却是父亲的逆子。有个鲁国人跟随君主打仗,三次上阵三次败逃。孔丘问他什么缘故,他回答说:“我上有老父,我如果战死就没有人供养他。”孔丘认为他是孝子,就提拔他做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却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向上报告了;孔丘奖励了逃兵,鲁国人就容易投降敌人,临阵脱逃了。国家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是如此不同,君主既推崇个人的私利行为又谋求国家的利益,一定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

古代苍颉创造文字,把为自己盘算叫做“私”,和“私”相反的叫做“公”。公私的相互对立,那是苍颉本来就知道的了。现在认为公私的利益相同,是没有明察的失误。那么为个人打算,不如去修养品德、研习文学。品德修养好了就会受到信任重用,受到信任重用就能接受官职;文学研习好了就可以成为明师,成为明师就可以显贵荣耀。这是个人美满的事。然而没有功劳却能接受官职,没有爵位却能显贵荣耀,如此处理政事,国家就必然混乱,君主就必然有危难。因此互不相容的事是不能并存的。杀敌的受奖赏,同时又推行仁慈厚道的品行;攻克城池的受爵禄,同时又信奉清廉慈爱的学说;加强戒备以预防战乱,同时又赞美宽袍大袖的服饰;富国靠农民,抗敌靠士卒,同时又尊崇文学之士;不用尊君守法的臣民,却供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像这样做,要想把国家治理得强大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养儒、侠,战争发生时用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国家所要用的人,却得不到国家的利益。因此农民和士兵就会荒废他们的职业,游侠和儒生却一天天多起来,这就是社会之所以发生祸乱的原因。

况且社会上所谓的贤人,是指他们有忠贞诚实的行为;所谓智者,是指他们善于深奥玄妙的言辞。深奥玄妙的言辞,就是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把智慧极高的人所难以理解的微妙之言,作为民众的行为规范,民众就无从懂得它。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去追求精美的饭食,连粗布衣服都穿得破破烂烂的人是不会去渴望有刺绣的华丽服装。治理国家的事情,如果急切的事情还没有办好,缓慢的事情就不要急着去办。现在所治理的国家的政事以及民间的常事,那些普通男女都明白易知的道理不被运用,却去羡慕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论,这就违反了治国的原则。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不是普通民众所追求的。至于看重忠贞诚实的行为,就必然会尊重不搞欺骗的人;其实不搞欺骗的人,也没有让人不搞欺骗的办法。平民相互结交,没有丰厚的财物互相利用,也没有什么权势互相威胁,所以才寻求不搞欺骗的人。现在君主有着控制人的权势,拥有一国的财富,掌握重赏严罚的大权,可以很好地处理用术所洞察的问题,即使有田常、子罕一类的臣子,也不敢进行欺骗了,为什么要等待忠诚不欺的人呢?今天忠贞诚信的人太少了,而国内所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诚信的人,那么能做官的人就不够官职所需的人数。人数不够官职所需,那么能够把政事办好的人就很少,而把政事搞乱的人就很多。因此,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是,专一地用法而不追求用智,坚定地用术而不崇尚诚信,这样法治就不会败坏,群臣也就不会有奸诈的行为了。

现在的君主对于言谈,只喜欢它的巧言善辩而不管它的内容是否适当;用人做事,只欣赏他的虚名而不责求他办事的功效。因此天下的民众,那些擅长辞令的人都致力于巧言善辩而不考虑是否实用,所以导致称引先王、大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国家的政事就难免不混乱;那些注重道德修养的人都竞相标榜清高,而不符合国家的事功,所以有智慧的人都隐居深山,归还君主给他的俸禄而不愿意接受,致使国家的兵力难免不被削弱。国家的兵力难免不被削弱,政事就难免不混乱,造成这种局面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尊重的,都是使国家混乱的办法。现在国内的民众都在议论治理国家的问题,收藏商鞅、管仲法家著述的人几乎每家都有,可是国家却越来越贫穷,这是因为空谈农耕的人很多,而实际种地的人很少;国内的民众都在议论军事问题,收藏孙子、吴起兵书的人几乎每家都有,可是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软弱,这是因为空谈战争的人很多,而实际上战场的人很少。所以英明的君主使用民众的气力,而不听他们空谈;奖励民众的功劳,而坚决禁止无用的行为。所以民众就会竭尽全力来服从君主。耕地用力是很辛苦的劳作,而老百姓还愿意去干,说:“可以由此富裕起来。”打仗的事情是很危险的,而老百姓仍然愿意去打仗,说:“可以由此显贵。”现在讲求文学从事言谈的人,没有农耕的劳苦而享有财富的实惠,没有打仗的危险却能获得显贵的尊位,那么谁不愿意这样做呢?所以许多人去从事智辩活动,极少的人为国出力。从事智辩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会败坏;为国出力的人少了,国家就会贫穷:这就是社会之所以混乱的原因。

所以英明君主的国家,不用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材;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制止游侠刺客的凶暴举止而鼓励杀敌立功的勇敢行为。这样国内的民众,那些擅长言谈的人一定要遵守法律,从事劳动的人让他们回归到农业生产,表现勇敢的人叫他们全部到军队中去服役。因此,太平时国家富有,发生战争则兵力强大,这就叫做称王天下的资本。已经积累了成就王业的资本,又能利用敌国的弱点,那么超过五帝赶上三王,一定得靠这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士民在国内违法乱纪,言谈者在国外造就自己的声势,他们内外一同作恶,要对付强大的敌人,不是也很危险吗!所以那些议论外交大事的群臣,不是属于合纵或连横的一党,就是对某国怀有报仇的私心,想借助国内的力量进行报复。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的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国;而连横,就是事奉一个强国去攻打许多弱小的国家: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当今主张连横的大臣们都说:“不事奉大国,遇到强敌就会受到祸害。”事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好处,必须先献出本国的地图,呈上国家的印章来求得军事上援助。献出地图,国家的土地就会缩小;献上印章,君主的名声就会降低;国土缩小国家就削弱,君主名声降低政治就混乱了。事奉大国参与连横,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就已丧失了土地,搞乱了政治。主张合纵的大臣们都说:“不去援救小国而攻打大国,就会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国家就危险了,国家危险了,君主的地位也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实际的好处,且要起兵对抗大国。援救小国不一定能保存小国,对抗大国不一定没有疏失,有疏失就会被强国所制服。出兵打仗军队就会失败,退兵防守城池就会被攻占。援救小国参与合纵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就已丧失了国土,让军队打了败仗。因此,事奉强国,就让那些主张连横的人借助国外势力在国内捞取官职;援救小国,就让那些主张合纵的人借助国内的权势在国外取得好处。国家的利益没有确立,而那些搞连横合纵的人却把封地和厚禄捞到手了;君主的地位降低了,而臣子的地位却尊贵起来;国家的土地被削弱了,权门豪族却富足了。事情成功了,那些纵横家凭借猎取的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了,他们就靠获得的财富隐居起来。君主听取了那些搞合纵连横的臣下的意见,事情还没有办成就给予他们很高的爵位与俸禄;事情失败了也不责罚他们,那么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功名富贵的花言巧语来谋取爵禄,而希望在事败之后侥幸地免除祸害呢?所以国家破灭、君主死亡都是因为听信了那些纵横家的夸夸其谈。这其中的缘故是什么呢?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与私的利益,没有考察正确与错误的言论,事败之后又不坚决惩罚他们。都说:“搞外交,收效大的可以称王天下,收效小的可以保持安全。”所谓称王天下,就是能攻打别人;所谓保持安全,就是不可能被别人所攻破。强大,就是能进攻别人;安定,就是不可能被别人所攻破。国家的安定强大不能救助于外交活动,只有从搞好内政中取得。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而专门在外交上动脑筋,那是达不到使国家安定强大的目的的。

民间的谚语说:“袖子长便可跳舞,本钱多好做买卖。”这是说条件好的事情容易成功。所以国家安定强大,就容易谋划;国家贫弱混乱,就难以想办法。所以为秦国出计谋,变化十次也很少失败;为燕国出计谋,变化一次也很少成功。不是替秦国出计谋的人一定聪明,替燕国出计谋的人一定愚蠢,而是因为秦国安定强大,燕国贫弱混乱,两国的条件不同。所以周背离秦国去搞合纵,只一年的时间就被秦攻陷了;卫背离魏国搞连横,只半年的功夫就被魏灭亡了。这就是说周因合纵而被消灭,卫因连横而被覆亡。假使周、卫放缓参加合纵连横的计划,加强国内的治理,彰明法律禁令,坚定地实行赏罚,充分利用地力增加物质积累,劝导百姓竭尽全力坚守城池,天下各国即使夺取它们的土地所得利益也很少,攻打它们则会伤亡惨重,就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强国也不敢在这样坚城之下把自己拖垮,而让别的强敌利用这种疲惫来进行攻击,这才是使国家一定不会灭亡的办法。放弃一定不会亡国的办法而去干势必亡国的事情,这是治国者的过失。外交上无计可施,内政上又陷入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就不可挽救了。

民众通常的打算,都是追求安全和利益而避开危险和困苦。今天让他们去打仗,前进就会被敌人打死,后退又要被军法处死,那他可就危险了。抛弃私人的家事而坚定地去承受战争的劳苦,家庭有困难上面也不过问,那他家可就穷困了。处在穷困和危险的境地,民众怎能不逃避呢?所以就事奉私家贵族而替他们修缮房屋,替贵族服劳役就能避开战争,避开战争就能得到安全。用财物进行贿赂而投靠当权者,就可以使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要求得到满足,就能使自身得到安全;自身得到安全,利益就明显地摆在那里,怎能不去追求呢?因此为国家出力的人少而为私家贵族出力的人就多了。

英明君主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使商人、手工业者和游手好闲的人尽量减少,而且使他们名位卑贱,因为从事农耕的人太少而经营商业、手工业的人太多。现在社会上向亲近君主的人请托的事情很风行,这样官职爵位就可以买到;官职爵位可以买到,那么经营商业和手工业的人就不卑贱了。用非法钱财做买卖的通行于市场,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奸商搜括所得成倍地超过农民的收入,而在社会上受到的尊重又超过从事耕战的人,那么光明正直的人就会减少,而经营工商业的人就会增多。

所以扰乱国家的风气是:那些学者称颂先王之道,凭借仁义进行说教,讲究仪表服饰而又注意言语修辞,用以扰乱当代的法治,动摇君主依法治国的决心。那些言谈者,制造谎言,借助外国的力量,谋求他们的私利,把国家的利益抛在一边。那些游侠剑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用来显扬他们的名声,而触犯国家的禁令。那些害怕服兵役的人,聚集在豪门贵族门下,大行贿赂,依仗权贵的请托,逃避战争的劳苦。那些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人,制造粗劣的器物,积聚奢侈的财物,囤积居奇,等待时机,从农民身上牟取利益。这五种人,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去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供养光明正直的人,那么四海之内即使出现残破覆亡的国家,地削国灭的朝廷,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