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反

【原文】

畏死远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语曲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行剑攻杀,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謟谗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毁也。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誉之,世主听虚声而礼之,礼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于俗而贱之,贱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古者有谚曰:“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爱弃发之费而忘长发之利,不知权者也。夫弹痤者痛,饮药者苦,为苦惫之故不弹痤饮药,则身不活,病不已矣。今上下之接,无子父之泽,而欲以行义禁下,则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此不熟于论恩,诈而诬也,故明主不受也。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
 
夫奸必知则备,必诛则止;不知则肆,不诛则行。夫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不知,则曾、史可疑于幽隐;必知,则大盗不取悬金于市。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积爱而令穷,吏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且父母之所以求于子也,动作则欲其安利也,行身则欲其远罪也。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亲以厚爱关子于安利而不听,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
 
今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恶害,害者,利之反也。反于所欲,焉得无恶?欲治者必恶乱,乱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今取于轻刑者,其恶乱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无术也,又乃无行。是故决贤、不肖、愚、知之美,在赏罚之轻重。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贼,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名!若夫厚赏者,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赏者甘利,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欲治者何疑于厚赏!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于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故先圣有谚曰:“不踬于山,而踬于垤。”山者大,故人顺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轻刑罚,民必易之。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是故轻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轻罪之为民道也,非乱国也,则设民陷也,此则可谓伤民矣!
 
今学者皆道书策之颂语,不察当世之实事,曰:“上不爱民,赋敛常重,则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乱。”此以为足其财用以加爱焉,虽轻刑罚,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赏罚,固已足之之后也;虽财用足而后厚爱之,然而轻刑,犹之乱也。夫当家之爱子,财货足用,货财足用则轻用,轻用则侈泰。亲爱之则不忍,不忍则骄恣。侈泰则家贫,骄恣则行暴。此虽财用足而爱厚,轻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上懦则肆于为非。财用足而力作者,神农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农、曾、史亦明矣。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如老聃。故桀贵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君天子,而桀未必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则盲者不知;皆嘿,则喑者不知。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者穷矣。不听其言也,则无术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则不肖者不知。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则无术不肖者穷矣。夫欲得力士而听其自言,虽庸人与乌获不可别也;授之以鼎俎,则罢健效矣。故官职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无术者得于不用,不肖者得于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为辩,身不任者而自饰以为高。世主眩其辩、滥其高而尊贵之,是不须视而定明也,不待对而定辩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

翻译

贪生怕死、逃避危险,是投降败逃的人,而社会上还尊称他们为“珍惜生命的人”。钻研道理、建立学说,是违反法制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搞学术的人”。到处游说、俸养优厚,是靠耍嘴皮混饭吃的人,而社会上还尊称他们为“有才能的人”。空谈诡辩、玩弄智巧,是虚伪诡诈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能说会道有智谋的人”。用剑行刺、攻杀别人,是凶暴而冒险的人,而社会上还尊称他们为“有锋芒而勇敢的人”。包庇强盗、隐藏坏人,是应当处死刑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讲名声有信誉的人”。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赞美的。奔赴国难、忠诚献身,是为节操而死的人,而社会上还贬低他们为“不会算计的人”。见闻很少、服从命令,是遵纪守法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浅薄愚昧的人”。努力耕作、自食其力,是创造利益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没有才能的人”。品性敦厚、单纯朴实,是正派善良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愚笨呆板的人”。重视命令、谨慎从事,是尊敬君主的人,而社会上还贬低他们为“胆小怕事的人”。打击盗贼、制止坏人,是使君主明察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阿谀奉承、说人坏话的人”。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诋毁的。奸诈虚伪无益于国家的人有六种,社会上是那样地赞美他们;努力耕战有益于国家的人有六种,社会上又是这样地诋毁他们:这就叫做“六反”。平民根据对个人有利而称赞前六种人,君主听信虚名而礼遇他们,礼遇他们,就必然给予奖赏。百姓根据对个人有害而诋毁后六种人,君主被世俗之见所蒙蔽而鄙薄他们,鄙薄他们,就必然给予惩罚。所以名誉赏赐就落到为私作恶应当治罪的人的头上,而诋毁惩罚却给了为公行善应当奖赏的人,这样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

古代有句谚语说:“治理政事就像洗头发一样,虽然要掉落一些头发,也一定要洗头发。”爱惜掉头发的损耗而忘记生长新发的好处,这是不懂得权衡利害得失。用石针割刺痈疮是很疼的,喝药是很苦的,因为痛苦的缘故而不刺痈喝药,那么就活不成了,疾病也不会治愈了。现在君主和臣下的关系,没有父母和儿女那样深的恩泽,而君主却想用品德来约束臣下,君臣之间就必然会有裂痕了。况且父母对于儿女,生了男孩就互相祝贺,生了女孩就把她溺死。儿女都是从父母的怀抱中出来的,然而男孩受贺,女孩被杀,是因为父母考虑他们以后的好处,计算长远的利益。所以父母对于子女,还用算计的心理相对待,何况没有父子般恩泽的人呢?现在学者游说君主,都叫君主去掉求利的心,而采用相爱的原则,这是要求君主有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这是对恩泽问题的无知,是奸诈和欺骗,所以英明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圣人治理国家,要详细考察法律禁令,法律禁令明白清楚,那么官吏就会依法治理;坚决地实行赏罚,赏罚公正而不偏私,那么民众就会听从使唤。民众听从使唤而官吏依法治理,国家就富足,国家富足,军队就会强大,那么就能成就天下霸王的事业。成为天下霸王,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君主怀着获取大利的愿望去治理国家,所以他任用做官的人就要有相称的能力,他的赏罚没有偏私。要使士人民众懂得这一点,尽心尽力,拼命战斗,那么就可以建立功劳,获得爵位和俸禄,爵位和俸禄一旦获得就可以成就富贵的家业。获得富贵,是臣下最大的利益,臣下怀着获取大利的愿望去从事,所以他就肯冒险牺牲,竭尽全力而无怨无悔。这就是说,君主对臣下不一定行仁爱(而应以能授官,赏罚无私),臣下对君主不一定讲忠心(而应以力致富,以功得赏),就可以成就霸王的事业了。

奸人一定会被察觉,他才会戒惧;一定会受到惩罚,他才不敢活动;不会被察觉,他就会放肆;不会受惩罚,他就会横行。假如把便于携带的物品放在僻静无人的地方,即使像曾参、史䲡那样有道德修养的人是否会偷也值得怀疑;而把百金放在人多的闹市上,即使是大盗也不敢去窃取。不被察觉,在僻静无人的地方曾参、史䲡是否偷东西也值得怀疑;必定会被察觉,在人多的闹市上大盗也不敢窃取放置的百金。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要多设监守以察奸,重罚罪犯,使民众由法令而受到约束,不靠廉洁自爱的品德而停止作恶。母亲对儿子的爱加倍于父亲,但父亲的命令在子女那里得到施行却是十倍于母亲;官吏对于民众没有慈爱,但他们的命令在民众那里得以施行却是万倍于父亲。母亲厚爱子女,而命令却行不通,官吏使用威严,而民众却能听从,因此是采用威严还是采用仁爱的策略,也就可以决断了。况且父母对于子女所希望的,是要求他们一举一动都能安全有利,要求他们立身做人能够远离犯罪。君主对于民众,国家有难就让他们拼死战斗,国家太平就让他们竭力生产。父母怀着深厚的爱,把子女安置在安全有利的环境下,但子女却不听从;君主不用爱和利,要求民众为他出死力,命令却能通行。英明的君主懂得这些道理,所以不培养仁爱之心而加强威严的权势。母亲怀着深厚的爱对待子女,子女大多变坏,这是因为溺爱;父亲怀着比较淡薄的爱,用竹板子抽打管教,子女大多变好,这是使用威严的结果。

现在普通人家治理产业,用忍饥受寒来相互强制,用吃苦耐劳来相互督促,这样的人家,即使遭受战争的灾难,荒年的祸患,也能穿暖吃饱;用丰衣美食来相互怜爱,用安逸享乐来相互照顾,这样的人家,遇到天灾荒年,就得卖妻卖子。所以按照法的原则,开始艰苦但能得到长远的利益;按照仁的原则,暂时快乐但终究会处于困境。圣人权衡利益的轻重,选择其中最大的利益,所以采用法制的相互强制,而抛弃仁人的相互怜爱。很多学者都主张“轻刑”,这是乱世亡国的办法。大凡赏罚坚决,都是为了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赏赐厚,希望获得的东西就会迅速取得;惩罚重,令人厌恶的东西就能很快禁止。想要得到利益的人必然厌恶祸害,祸害是利益的反面。违反自己的欲望,怎能不厌恶呢?希望安定的人必然厌恶动乱,动乱是安定的反面。因此迫切希望治理好国家的人,他的赏赐一定丰厚;非常厌恶动乱的人,他的惩罚一定很重。现在主张轻刑的人,他们厌恶动乱的态度不急切,他们希望安定的心情也不急切。这不仅是没有治国的手段,也是没有治国的理论。因此判断德才的好或不好、愚昧或明智的方法,就在于赏罚的轻重。采用重刑,不是为了惩罚某个人。贤明君主的法,是衡量所有人行为的准则。惩办坏人,并不仅仅是惩办这个所惩办的人;如果只惩办所惩办的人,那就只是惩办一个死人。处罚小偷,也不仅仅是处罚这个所处罚的人;如果只处罚所处罚的人,那就只是处罚一个囚犯。所以说:对一个坏人的罪行施加重罚来制止全国的奸邪,这才是惩办的目的。受到重罚的是盗贼,而感到恐惧的是良民。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对于重刑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至于说到厚赏,也不仅是奖励某个人的功劳,而是勉励全国的人。受到奖赏的人乐于得利,没有得到奖赏的人羡慕受赏者的功业,这是酬报了一个人的功劳而勉励了全国的民众,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对于厚赏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现在不懂治国的人都说:“用重刑会伤害民众,用轻刑可以制止邪恶,何必一定要用重刑呢?”这是没有认真考察治国的道理。用重刑能制止的,用轻刑未必能制止;用轻刑能制止的,用重刑也一定能制止。因此君主设立重刑,所有的邪恶都能被制止,所有的邪恶被制止了,对于民众又有什么伤害呢?所谓用重刑,必定是坏人所得的利益小,而君主所加给坏人的惩罚大。民众不会因贪图小利而被大罚,所以坏人就一定能被制止。所谓轻刑,必然是坏人所得利益大,而君主所加给坏人的惩罚小。民众羡慕做坏事的好处而轻视做坏事应得的惩罚,所以坏人就不能被制止。因此先前的圣人有句谚语说:“人不会被高山绊倒,而会被小土堆绊倒。”高山很大,所以人们谨慎小心地对待它;土堆微小,所以人们忽视它。现在实行轻刑,民众一定忽视它。民众犯了罪而不处罚,等于驱使国人犯罪而抛弃他们;让人犯了罪再加以惩罚,就等于为民众设立陷阱。因此把轻刑作为治理民众的原则,不是乱国,就是为民众设下陷阱,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伤民啊!

现在的学者都称引典籍中歌功颂德的话,而不了解当代的实际情况,说什么:“君主不爱民众,赋税一直很重,民众就会因日用不足而怨恨君主,所以天下大乱。”这种看法认为君主满足了民众的财用并对他们施加仁爱,即使采用轻刑,也可以治理好国家。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啊。凡是受到重罚的人,本来就是在他的财用富足以后犯罪的;即使财用富足以后君主加以厚爱,然后用轻刑,还是会乱的。当家人厚爱子女,子女的财物足够使用,财物足够使用就随便滥用,随便滥用就奢侈无度。亲子之爱就不能坚决加以约束,不能坚决加以约束就会产生骄横放纵。奢侈无度家里就要变穷,骄横放纵行为就会暴虐。这就是财用充足仁爱深厚,采用轻刑的恶果啊。大凡人的本性,都是财用充足后懒惰不出力,统治者管治不严就会出现胡作非为。财用充足仍能努力耕作的,是神农这样的人;统治者管治不严仍能行为美好的,是曾参、史这样的人。普通民众赶不上神农、曾参、史也是不言而喻的。老子有这样的话:“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因为危险和屈辱的缘故,在已经满足之后不再需求什么的人,只有老子。现在以为使民众财用富足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是把民众看得都如同老子。夏桀贵为天子还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尊贵,富有天下还不满足于他的珍宝。君主纵然能满足民众的财用,但不能满足到使他们当上天子,而夏桀未必以当上天子为满足,那么即使满足民众的财用,又怎么能以此作为治国的原则呢?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适时应事以获取财物,评定赋税使贫富平均负担,用丰厚的爵禄使人们竭尽才能,加重刑罚来禁止奸邪,让民众靠自己的气力得到富裕,因对国家办事有功而获得尊贵,因犯罪而受到惩罚,因立功而获得奖赏,而不考虑仁慈恩惠的赏赐,这才是成就帝王大业的治国之道。

人都睡着了,就分不清谁是瞎子;人都不说话,就分不清谁是哑巴。睡醒了让他们看东西,提问题要他们回答,那么哑巴、瞎子就原形毕露了。不听他们讲话,就不知道谁是无术的人;不任用他们做事,就不知道谁是无才的人。听他们讲话而要求他们言行相符,任用他们做事而责求他们办事的功效,那么无术和无才的人也就原形毕露了。要想得到大力士而只听他们自我吹嘘,即使是庸人和乌获那样的大力士也无法分辨;如果把鼎和俎这样的重器让他们举一举,那么谁疲弱无力谁勇健有力就可以分辨了。所以官职就相当于有才能之士的鼎和俎,委任事情让他们做,愚蠢和聪明就可以区分了。所以无术的人因为没有检验他们言行是否相符而滥竽充数,无才的人因为没有考察他们办事是否称职而鱼目混珠。言论不被采纳就自我粉饰,以为自己有口才;自身不被任用就自我吹嘘,以为自己很高明。君主迷惑于他们的口才,盲目地器重他们的高明,而使他们尊贵,这就像不等待观看就确定他们的视力好,不等待回答就确定他们的口才好,因此谁是哑巴谁是瞎子就分辨不出来了。英明的君主听取言论一定要责求它的实际作用,观察行为一定要责求它的功效,这样,那些虚伪陈腐的学说就没有人谈了,自大虚妄的行为也就不能再得到掩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