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说

【原文】

为故人行私谓之“不弃”,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轻禄重身谓之“君子”,枉法曲亲谓之“有行”,弃官宠交谓之“有侠”,离世遁上谓之“高傲”,交争逆令谓之“刚材”,行惠取众谓之“得民”。不弃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财损也;君子者,民难使也;有行者,法制毁也;有侠者,官职旷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刚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誉,人主之大败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毁,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毁,索国之无危乱,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人君之所任,非辩智则修洁也。任人者,使有势也。智士者未必信也,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计,处乘势之资而为其私急,则君必欺焉。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断事也。修士者未必智,为洁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惽,处治事之官而为所然,则事必乱矣。故无术以用人,任智则君欺,任修则君事乱,此无术之患也。明君之道,贱德义贵,下必坐上,决诚以参,听无门户,故智者不得诈欺。计功而行赏,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观失,有过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断,则事无失矣。
 
察士然后能知之,不可以为令,夫民不尽察。贤者然后行之,不可以为法,夫民不尽贤。杨朱、墨崔,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乱而卒不决,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令。鲍焦、华角,天下之所贤也,鲍焦木枯,华角赴河,虽贤不可以为耕战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尽其辩焉;人主之所尊,能士能尽其行焉。今世主察无用之辩,尊远功之行,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养足,不仕而名显,此私便也;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劳,此公利也。错法以道民也,而又贵文学,则民之所师法也疑;赏功以劝民也,而又尊行修,则民之产利也惰。夫贵文学以疑法,尊行修以贰功,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搢笏干戚,不适有方铁铦;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当强弩趋发;干城距衡冲,不若堙穴伏橐。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古者寡事而备简,朴陋而不尽,故有珧铫而推车者。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故有揖让而传天下者。然则行揖让,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处多事之时,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备也;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车,圣人不行推政也。
 
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败十万之众,死伤者军之乘,甲兵折挫,士卒死伤,而贺战胜得地者,出其小害计其大利也。夫沐者有弃发,除者伤血肉。为人见其难,因释其业,是无术之事也。先圣有言曰:“规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无奈之何!”此通权之言也。是以说有必立而旷于实者,言有辞拙而急于用者。故圣人不求无害之言,而务无易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贞廉而远利也,石不能为人多少,衡不能为人轻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国,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利,货赂不行,是境内之事尽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奸者必知,知者必诛。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也。
 
慈母之于弱子也,爱不可为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随师;有恶病,使之事医。不随师则陷于刑,不事医则疑于死。慈母虽爱,无益于振刑救死,则存子者非爱也。子母之性,爱也;臣主之权,策也。母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明主者通于富强,则可以得欲矣。故谨于听治,富强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谋计。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计得于外无死虏之祸。故存国者,非仁义也。仁者,慈惠而轻财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诛者也。慈惠,则不忍;轻财,则好与。心毅,则憎心见于下;易诛,则妄杀加于人。不忍,则罚多宥赦;好与,则赏多无功。憎心见,则下怨其上;妄诛,则民将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轻犯禁法,偷幸而望于上;暴人在位,则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乱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国者也。
 
不能具美食而劝饿人饭,不为能活饿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劝贷施赏赐,不能为富民者也。今学者之言也,不务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虚圣以说民,此劝饭之说。劝饭之说,明主不受也。
 
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尽思虑,揣得失,智者之所难也;无思无虑,挈前言而责后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虑愚者之所易,以责智者之所难,故智虑力劳不用而国治也。
 
酸甘咸淡,不以口断而决于宰尹,则厨人轻君而重于宰尹矣。上下清浊,不以耳断而决于乐正,则瞽工轻君而重于乐正矣。治国是非,不以术断而决于宠人,则臣下轻君而重于宠人矣。人主不亲观听,而制断在下,托食于国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饥不寒,又不恶死,则无事上之意。意欲不宰于君,则不可使也。今生杀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尝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与鼷鼠同威,万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与监门同资。有土之君,说人不能利,恶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陈欲曰“侠”,人主肆意陈欲曰“乱”;人臣轻上曰“骄”,人主轻下曰“暴”。行理同实,下以受誉,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
 
明主之国,有贵臣,无重臣。贵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听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国,迁官袭级,官爵受功,故有贵臣。言不度行而有伪,必诛,故无重臣也。

翻译

为老朋友枉法徇私叫做“够交情”,用公家财物散发施舍叫做“仁人”,轻视俸禄看重自身叫做“君子”,违反法制袒护亲人叫做“品行好”,放弃官职看重私交叫做“讲义气”,逃避现实避开君主叫做“清高傲世”,相互争斗违抗禁令叫做“刚直好汉”,施行恩惠笼络民众叫做“得民心”。所谓够交情者,官吏就会有奸邪的行为;所谓做仁人,公家财富就会有损失;所谓做君子,民众就难以驱使;所谓品行好,法制就会败坏;所谓讲义气,官职就会出现空缺;所谓清高傲世,民众就不会侍奉君主;所谓刚直好汉,法令就不会推行;所谓得民心,君主就会孤立。这八种名声,是个人的私誉,君主的大祸害。与这八种相反的,则是个人的恶名,君主的公利。君主不考察这些对国家有利害关系的情形,而听任个人的私誉,要想求得国家避免危险的动乱,是不可能的。

任用什么样的人办理政事,是国家存亡治乱的关键,如果没有什么方法来任用人,则无论任用什么人都会失败。君主所任用的人,不是有口才、有智巧的人,就是修养好、品行好的人。任用人,就是使他有权势。智士不一定诚实,因为欣赏这种人的智谋,就错误地认为他们诚实可靠。以智士所具有的计谋,加之有权势作凭借,而去干他们的私事急务,君主就一定会被欺骗。由于智士不可信,所以就任用有修养的人,叫他们处理政事。有修养的人不一定有智谋,因为觉得这种人品德纯洁,就错误地认为他们有智谋。这种人以蠢人的糊涂,处在治理国家政事的官位上,自以为是地行事,那么政事必然要被搞乱。所以在用人上没有什么方法,任用了智士,国君就会被欺骗;任用了有修养的人,国君的事情就会被搞乱,这都是用人缺少方法的祸患。英明君主的用人原则是,地位低的人可以议论地位高的人;上级有罪,下级不告发则牵连受罪;用检验的办法去判明事情的真相;听取意见没有门户之见;因此智士就不能欺骗君主。计算功劳而给予赏赐,衡量才能而授予职事,分析事情的起因来观察官吏的过失,对有过错的人给予处罚,对有才能的人给予赏赐,所以愚蠢的人就不能担任政事了。智士不敢欺骗,愚蠢的人不敢独断专行,政事就不会出现失误。

只有明察之士才能知晓的事务,是不能作为制订法令的依据,因为民众不都是能够明察的。只有贤能的人才能做到的事情,是不能作为制订法律的依据,因为民众不都是贤能的。杨朱、墨翟是天下公认的明察之士,想整顿社会的混乱但终究找不到办法,他们的学说虽然是明察的,但不能作为官府的法令。鲍焦、华角是天下公认的贤能的人,鲍焦抱木而死,华角投河自杀,他们虽然有贤才,但不能成为替国家种地打仗的人。所以,君主所明察的东西,有智慧的人就会在这方面去尽力施展他的辩才;君主所推崇的东西,有才能的人就会在这方面竭尽全力地干。当今的君主把没有实际用处的辩论当作明察,把没有实际功效的行为认为可贵,而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像孔丘、墨翟那样知识广博而又善于辩论,但他们不会种田,国家能从这些人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呢?像曾参、史那样讲究孝道而又少私寡欲,但他们不会打仗,国家能从这些人那里得到什么利益呢?百姓有个人的私利,君主有国家的公利。不从事劳作而生活供给却很充足,不担任官职而名声却很显赫,这是个人的私利;停止私学而彰明法度,堵塞个人私利而一概按功行赏,这是君主的公利。设置法令是用来引导民众,但又以仁爱之学为尊贵,那么民众对遵守法令就产生怀疑;奖赏功劳是为了鼓励民众,但又以修身养性为尊贵,那么民众就懒于生产获利。推崇仁爱之学就会使法律受到怀疑,尊奉修身养性而不专心论功行赏,要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

手持笏板的朝臣与手拿干戚的武士,都敌不过长矛、短枪;讲究宾主相见礼仪的人士,也不敌善于训练士卒的人才;一面演奏《狸首》乐章一面打靶射箭,也不敌直接用强弩急射箭;捍卫城邑、抗拒冲车的老战术,比不上用水或烟火来破坏敌方地道进攻的新战术。古代的人在道德上竞争,中世的人在智谋上角逐,现代的人在力量上较量。古代的事情少而设备简陋,器物质朴而不精致,所以有用蚌壳做的原始农具以及用手推的简陋车子。古时候人少而互相亲爱,东西多而轻视财利、容易谦让,所以有人拱手让出天下,推崇慈善恩惠,称道仁爱宽厚,都是像推车一样简单的治理方法。处在多事的时代,而用少事的古代的简陋器具,不是聪明人的办法;身处大争的年代,而遵循拱手相让的老规矩,不是圣人的治国方略。所以聪明人不乘坐推车,圣人不推行推车式的政治。

法律是用来管制事情的,事情是用来显示功效的。法制的设立如有困难,估计它虽有困难但能办成事情,那么就设立它;事情的成功如果包含有害的一面,估计它虽有害处但功绩很大,那么就去做。不遇到困难的法制,没有害处的事功,天下是没有的。因此占领千丈的都城,打败十万的兵众,自己死伤的将士占全军的三分之一,铠甲兵器被折损,士兵有伤亡,但还是庆贺战斗的胜利并取得土地,这是忽略它的小害处而考虑它的大好处。洗头发的人有掉落下来的头发,医治创伤要伤及好的血肉。如果有人见到这些害处而放弃他的事业,就是没有见识和办法的人士。先前的圣人说过:“圆规用久了就有误差,水面再平也有波纹,我要想改变它们,是没有办法的!”这是懂得权衡得失的说法。所以理论有言之成理然而脱离实际的,言论有词句笨拙然而能立即付之实用的。因此圣人不去追求没有毛病的空话,而是致力于那些不可改变的事情。人们所以不求助于衡器量器,并不是由于正直廉洁,远离财利,而是由于量器不能为人们增多或减少,衡器不能为人们加重或减轻,对它们有所要求是不能得到的,所以人们就不去求助它们了。英明君主的国家,官吏不敢违反法禁,不敢谋取私利,人们不用进行贿赂,这样全国的事情就像衡器量器那样公正无私了。这样,大臣中如有奸邪行为的,就必然被察觉,察觉了就必然会受到惩罚。所以懂得法治的君主,不寻求廉洁的官吏,而是致力于掌握一定能察知臣下奸邪行为的方法。

慈母对于幼子的宠爱,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的。然而孩子有了不正当的行为,就得让他跟从老师学习;有了严重的疾病,就得让他请求医生看病。不跟从老师学习,就会犯法受刑;不请求医生看病,就会接近死亡。慈祥的母亲虽然慈爱,但对于拯救孩子摆脱受刑和死亡都没有什么益处,所以保护自己孩子的标准不是爱。母子之间的天性,是爱;君臣之间所考虑的,是互相算计。母亲不能用她的爱保存家庭,君主怎么能用爱来维持国家呢?英明的君主通晓使国家富强的办法,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谨慎地处理政事,是使国家富强的办法。要使法律禁令显明,要使智谋计划得到考察。法令显明就使国内不会有发生事变动乱的祸患,计谋得当就使国外不会有外来侵略的祸患。所以保存国家的办法,并不在于仁义。仁爱的人,是慈祥宽厚而轻视钱财的人;残暴的人,是内心残忍而轻易处罚别人的人。慈祥宽厚,就下不了狠心;轻视钱财,就喜欢施舍。内心残忍,憎恶别人的心思就会暴露在下属面前;轻易处罚,就会胡乱杀人。不狠心,就会赦免许多该处罚的人;好施舍,就使赏赐大都给了没有功劳的人。憎恶别人的心思表露出来,臣下就会怨恨君主;胡乱杀人,民众就会背叛君主。所以仁爱的人处在君位上,臣民就会放肆而轻易违法犯禁,以侥幸的心情希望得到君主的赏赐;残暴的人处在君位上,就会滥用法令随意处罚人,臣下和君主就会离心离德,民众怨恨而产生叛乱的想法。所以说:仁爱的人和残暴的人,都是使国家灭亡的人。

不能提供美味佳肴而只是劝饥饿的人吃饭,这不能算是能救活饥饿者的人;不能开荒生产粮食而只是劝君主施舍赏赐,这不能算作使民众富裕的人。现在学者的言论,不致力于农业生产而好谈论施舍赏赐,只晓得称引虚假的圣人来取悦于民众,这就像是没有准备好饭却劝饿人吃饭一样的空话。这种口头上鼓励人们吃饭的空话,英明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

书写得太简略,弟子们就会发生争论,法律条文太省略,民众的诉讼就会轻慢法律,所以圣人写的书一定论点鲜明,英明君主的法律一定详尽规定所要裁断的事情。用尽心思,估量得失,聪明的人也感到困难;不动脑筋,根据已制定的法令来责求办事的实效,愚笨的人也容易做到。英明的君主选择愚笨的人也容易做到的办法,不采用聪明人感到为难的办法,所以不用费心操劳,国家就可以治理好。

酸甜咸淡,君主不亲自品尝而让管理君主膳食的官员来决断,那么厨师就会轻视君主而尊重宰尹了。音调的高低,音质的清浊,君主不亲自用耳朵来判断而让乐官来决断,那么乐工就会轻视君主而尊重乐正了。治理国家的是非,不用法术来决断而让受宠幸的人来决断,臣下就轻视君主而尊重君主的亲信了。君主不亲自观察听取政事,而是让臣下来决断一切,自己就像是寄食在国内的客人一样。

假使人们不穿衣、不吃饭而不感到饥饿、寒冷,又不怕死,就不会有侍奉君主的想法。人们的想法和欲望不受君主控制,君主也就不能使唤他们。现在的生杀大权掌握在大臣手里,而君主的命令仍然能够贯彻执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虎豹不用它的爪牙,那就和小家鼠的威风一样;有万金家财的人如果不运用他的财富,那就和看门人的资产一样。拥有国土的君主,喜欢某人却不能给他利益,憎恶某人却不能给他处罚,要想让人畏惧和敬重自己,是不可能。

臣下无所顾忌地表现自己的欲望,被说成是“侠”,君主无所顾忌地表现自己的欲望,却被说成是“乱”;臣下轻视君上,被说成是“骄”,君主轻视臣下,却被说成是“暴”。这两种行为实质上是一样的,但臣下因此受到称誉,君主却因此遭到诽谤。人臣得到了大好处,君主则受到大损失。

英明君主的国家,只有尊贵的大臣,而没有重权在手的大臣。尊贵的大臣,是指爵位高、官职大;重权在手的大臣,是指君主听信他的话而他的势力又很大。英明君主的国家,升官晋级,赐予爵位,都是根据功劳的大小,所以有尊贵的大臣。对发表言论不考虑如何实行而弄虚作假的大臣,一定严惩,所以就没有权势很大的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