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危

【原文】

安术有七,危道有六。
 
安术:一曰,赏罚随是非;二曰,祸福随善恶;三曰,死生随法度;四曰,有贤不肖而无爱恶;五曰,有愚智而无非誉;六曰,有尺寸而无意度;七曰,有信而无诈。
 
危道:一曰,断削于绳之内;二曰,断割于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乐人之所祸;五曰,危人于所安;六曰,所爱不亲,所恶不疏。如此,则人失其所以乐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乐生,则人主不尊:不重死,则令不行也。
 
使天下皆极智能于仪表,尽力于权衡,以动则胜,以静则安。治世使人乐生于为是,爱身于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国家久安。左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故号令者,国之舟车也。安则智廉生,危则争鄙起。故安国之法,若饥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于竹帛.其道顺,故后世服。今使人饥寒去衣食,虽贲、育不能行;废自然,虽顺道而不立。强勇之所不能行,则上不能安。上以无厌责已尽。则下对“无有“;无有,则轻法。法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
 
闻古扁鹊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圣人之救危国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体而长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国。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鹊尽巧;拂耳,则子胥不失。寿安之术也。病而不忍痛,则失扁鹊之巧;危而不拂耳,则失圣人之意。如此,长利不远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尧而责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尽如比干;尽如此干,则上不失,下不亡。不权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尽如比干,故国不得一安。废尧、舜而立桀、纣,则人不得乐所长而忧所短。失所长,则国家无功;守所短,则民不乐生。以无功御不乐生,不可行于齐民。如此,则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存亡在虚实,不在于众寡。故齐万乘也,而名实不称,上空虚于国,内不充满于名实,故臣得夺主。杀,天子也,而无是非;赏于无功,使谗谀以诈伪为贵;诛于无罪,使伛以天性剖背。以诈伪为是,天性为非,小得胜大。
 
明主坚内,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于远者无有。故周之夺殷也,拾遗于庭,使殷不遗于朝,则周不敢望秋毫于境。而况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临之而法,去之而思。尧无胶漆之约于当世而道行,舜无置锥之地于后世而德结。能立道于往古而重德于万世者之谓明主。

翻译

使国家安定的办法有七种,使国家危乱的途径有六种。

使国家安定的办法:一是赏罚要根据是非而定,二是祸福要根据行为的善恶而获得,三是生死要根据法律的规定而决定,四是判断臣民要根据各人实际的贤和不肖而不凭君主个人的爱憎,五是用人只根据其本人的愚蠢或智慧而不考虑别人的诽谤或赞美,六是衡量事物要有标准而不是随意猜想,七是要守信用而不欺骗。

使国家危乱的途径:一是斫削木材偏到准绳以内(徇私枉法),二是锯断木材偏到了规则之外(任意裁决),三是以别人的祸害为利,四是以别人的灾祸为乐,五是危害别人的平安生活,六是对自己所亲爱的人不亲近、所厌恶的人不疏远。像这样,人们就失去了乐于生存的前提,而忘记了看重生命的原因。人们不乐于生存,那么君主就不会受到尊重;不把死亡看得很重,那么法令就无法推行。

使天下的人都能在国家的法制规定内尽情发挥自己的才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施展才干,用来打仗就能取胜,用来治国就能平安。治理国家能使人乐于在做合法的事情中生活,爱惜生命而不去做违法的事,这样就坏人少而好人多。所以国家就能够长久存在,永久平安。逃奔的车子上没有孔子这样的智士,倾覆的船只下没有伯夷这样的廉士。所以说法令就是国家的船和车。安定那么智士廉士就会产生,危乱则争夺贪鄙就会涌现。所以使国家安定的办法,就如人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不必发布命令人自然就会去做。先王把治国的道理写在竹帛上,由于它的道理顺应了自然的要求,所以后世信服。假如让人去掉不饥不寒的自然要求,即使是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做不到;违背了客观的需要,即使沿先王之道也行不通。如果强制连勇士也做不到的事,那么君主就不能安宁。君主以无厌的贪欲向已被搜刮干净的民众索求,那么民众就会回答说:“我一无所有了”;一无所有,民众就会轻视法令。法令是用来维系国家的,而民众轻视它,那么君主的功业就不能建立,而名声也无法成就。

听说古代扁鹊给人治病,用刀刺人的骨头;圣明的人治理国家,用忠言来刺激人的听觉。刺人的骨头,因此身体虽有小的疼痛但可获得长远的利益;刺激听觉,因此心里虽然有小的不快但国家却可获得长久的福利。所以病人的好处要在忍痛中获得,勇猛刚毅的君主要为得到福利而听逆耳的话。病人忍住疼痛,所以扁鹊能充分发挥他的技巧;君主能听逆耳的话,那么国家就不会失去伍子胥那样的忠臣: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办法。生了病而不能忍受受刺的疼痛,那么扁鹊的技巧就无法发挥;国家危乱而不听逆耳忠言,那么就丧失了做圣明君主的好办法。像这样,长远的利益就不能留传后世,功业名声就不能长久地确立。

君主不能用尧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却要求臣下都像伍子胥,这就是希望殷人个个都如比干那样尽忠;都像比干那样,就可以使君主没有过失,臣下不会背离君主。君主不估计自己的力量而手下又有田成这样的大臣,但还幻想臣下都如比干,所以他的国家得不到一天安宁。废弃尧、舜而立桀、纣这类暴君,那么人们就不能以他们能做的事为快乐而忧虑他们所做不到的。人们失去了在法令规定的范围内充分发挥才智的愿望,那么国家就不能建立功业;整天为做不到的事忧虑,那么人们就失去了生活的乐趣。以无功的君主去驾驭失去了生存乐趣的人们,这种治国方法在平民中是行不通的。像这样的话,君主就没有办法役使臣下,而臣下也没有办法来侍奉君主。

国家的安危在于能分辨是非,而不在于强弱。国家的强弱在于君主是否握有实权,而不在于他的臣民的多少。所以齐国,虽是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但名称和实际不符,君主有名无实,在国内名位与实权上都已空虚,所以臣下得以篡夺君主的权位。夏桀,是天子,但对臣下没有是非之分:赏赐没有功劳的人,使阿谀奉承的人以欺诈手段取得富贵;诛杀无罪的人,使驼背的人因天生的缺陷而被剖开了背。把欺诈虚伪当成了好行为,把纯朴的本性当成了错误,弱小的商汤得以战胜夏桀。

圣明的君主巩固内部,所以他的国家不被外国颠覆。在国内治理上有过失而不被远方的他国灭亡的君主是没有的。所以周朝夺取商朝,是在商朝的庭院捡到的。假如商朝不在自己的朝廷上丢失了什么,那么周朝连商朝境内的一丝一毫也不敢窥视,更何况夺取商朝的天下?

圣明君主的治国原则是适合于法,这个法又适合民心,所以用这个法治国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去掉了它民众就思念。尧和当时的人没有订立坚固的契约而他的治国之道能够畅行;舜没有立锥之地留给后代却结下了恩德。能根据古代尧舜的治国之道来确立现在的治国方法,而留传下万代恩德的国君就叫做圣明的君主。